费孝通先生在此书开篇第一句就言明：“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费孝通先生正是希望通过《乡土中国》一书来探讨回答：“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法国社会学家孔德曾经说过：“凡在上级的必然以下级为基础，因此也可以用下级来解释上级。”农村是整个中国的基层，中国现存与新兴的很多阶层都是从农村分化出去的，因此研究乡村问题对于我国现在以及未来的发展都十分重要。
什么是“乡土”，这是费孝通先生在全书开篇就着重讨论的问题，在费孝通先生看来“泥土”是与我们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分不开的，正是土地塑造了中国几千年的荣光，但也是土地束缚了我们向上飞的翅膀。在乡土社会里，“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是生活的常态，一块能用脚步丈量其长短的土地，可能就黏着一个家庭几代人的一生。固定的生活模式、熟悉的生活人群、不流动的生存空间、在各自孤立的社会圈子中形成了的“熟人社会”，是一种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在乡土社会中的每一个人从长大到死亡都是在一个熟悉的圈子里，人们从熟悉得到信任和安全感，契约与法律在乡土社会中反而成了多余之物，因为维系着乡土间信任关系的是一种由熟悉而带来的可靠性，但这种“约定俗成”却往往格格不入于当下这个由陌生人所组成的社会。
在传统的乡土社会之中，世代定居是常态，迁徙则是变态，哪怕是被迫离家迁徙，乡土社会的“根”还是不变的，他们就像被风吹出去的种子一样，在落地生根以后，仍然会在新的村落中延续旧的习惯。
在乡土社会之中，文字也是多余的，但这并不意味这乡土社会没有文化，更不意味着乡下人是“愚”的。在乡土社会的人们更加重视文字的有用性。我们对文字的定义是：记录思想，交流思想，承载语言的图像与符号。但是乡土社会是一种“面对面社群”。相对狭窄的人际交流结构与封闭式的生产生活方式使得乡土文化只需要横向之间或者纵向几代人之间经验上的传习，而文字却是因为人们在传情达意的过程中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阻隔的限制而产生的，归根到底，中国的文字并不是在基层中发生的。乡土社会是一种近乎于“重复”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单凭语言已经足够传递世代的经验。词不一定要文，中国古代的劳动者并不是缺乏创造力的，以《诗经》为例，《诗经》的风部集合了各地民歌，其中就包括最脍炙人口的《蒹葭》、《关雎》、《桃夭》等等，这些民歌在乡间口口相传，但若无尹吉甫采集、孔子编订，可能这些名篇就难以传世。在中国基层的乡土社会中，文字的实用性会大打折扣，因此在我们初步推行文字下乡的过程中会遇到困难也就成为能够预料的事情了。
在费孝通先生看来，中国人“私”的毛病也是有章可循的。费孝通先生运用社会结构分析法，提出了差序格局的概念。在差序格局中，每个人都是以“己”为中心来结成社会关系网络的，但是这个网络的大小并不是固定的，而是具有伸缩能力的，《增广贤文》里曾言：“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正体现了这个社会圈子会因为中心势力的变化而变化的特点。书中以《红楼梦》中的贾府为例子：在贾府鼎盛之时，只要沾亲带故之人都可以包容进这个圈子，但到了风雨飘摇之时，便树倒猢狲散，缩成一团了。圈子的大小与“血缘”、“地缘”、“经济水平”、“政治地位”、“知识文化”水平都休戚相关，在这种由一个个社会圈子所组成的社会之中，群己的界限就模糊了，公私的范围也就有了相对性，“克己”也就成了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德行。
若是追寻其中所包含的文化渊源那么与其相对应的并不只是讲究“为我”与“贵己”的杨朱学派，也包括讲究“推己及人”的儒家。中国的传统思想中，充满着一种自我主义的价值观，儒家讲究的从“身”到“家”到“国”再到“天下”这是一种循序渐进的推论，如同水波涟漪逐渐扩大，但是究其根本一切的开端都是以“己”为核心的。与主张“兼爱”的墨家不同，在儒家的道德体系中是“爱有差等”的，一切的道德体系都是以差序格局为中心。“克己复礼”与“修身为本”也就成了差序格局中的道德体系出发点，团体道德的观念的缺乏，就导致中国人的道德观念中往往缺少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概括性，其价值标准都要基于差序人伦和亲疏远近而定，道德和法律都会有一定程度的伸缩性。这就形成了我们常说的“人情社会”。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中国人强调“人脉”与“关系”的重要性。
在家庭方面，西方社会的家庭有明显的团体界限，是一种以夫妻为主轴的团体性社群，其主要功能就是生育，而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之中，却体现着一种很强的差序格局，中国的家是一种事业组织，其组织的大小是以事业的大小为依据的，在结构上呈现一种以父子或婆媳为主轴的单系差序格局，在这种事业型组织中，感情就成为了效率的阻隔，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等都是对家庭纪律的维系，这种负责与服从关系，就成为了事业社群的特点，夫妻之间的关系更像是合作伙伴，情投意合并不是男女结合的首义。在乡土社会中，一切足以引起破坏秩序的力量都会被遏制，夫妻之间的感情淡漠，男女两性之间的相隔也就在所难免了。
在解释如何维持差序的熟人社会正常运转之时，费孝通先生提出了“礼治”的概念，“礼治”既不同于“人治”也不同于“法治”，礼指的是社会公认的合式的行为规范，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在乡土社会中的人能够沿着前人的脚印行走，传统的办法与经验足以应对当前出现的问题，人们对于传统往往心怀敬畏之感，哪怕是一国之君也要讲究敬天法祖，效仿祖宗之法做人办事，并常常要出席各种仪式性的活动来表现自己的“富于好礼”。
在“无讼”一章中，费孝通先生解释了为什么法治难以下乡。在乡土社会中理想的礼治模式是一种“无讼”的状态，即每个人都守规矩，不需要外在的监督。打官司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如果有官司要打，那就意味着有人破坏了传统规矩，意味着当地的教化不够，“各打五十大板”的处理方式在传统诉讼中并不少见，在乡土社会中，判案的教化的意义重于明辨是非，更多的是要达到一种“以儆效尤”的目的。同时“合情合理”也比“合法”更能被接受，抽象的礼治秩序取代了法律，判断是非的标准是“善”和“恶”而不是“合法”或“非法”。在处理难以分辨的案子时，名官海瑞曾经提出过：“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这也显示了乡土社会中所包含着的伦理观念。但这与现代司法体系中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相距甚远，在传统差序格局中，并不承认有一种可以施行于一切人的统一原则，而现行法律却强调平等主义。因此在推行法律下乡的过程中，就出现了一些负面效应，即破坏了原有的礼治秩序，但却不能有效建立起当代法治秩序，既冲击了旧有的道德观念与“长老”权威，又让一些心怀不轨者有了可乘之机，钻了法律的漏子。
乡土社会中所存在的长老权力是属于教化权力。费孝通先生在“无为政治”与“长老统治”中共提到了四种权力：横暴权力在社会冲突中产生，同意权力在社会合作中产生，教化权力在社会继替中产生，时势权力在社会变迁中产生。
横暴权力是一种霸道的权力，往往是属于一国君主或者战争中的胜利一方，但乡土社会的小农经济难以滋生强健的帝国，农业的剩余价值低，越是雄才大略的君主就越有可能产生暴政。例如，隋炀帝开凿大运河，从长远来看，这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但是这个政绩却给当时的隋朝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缺乏储蓄的农业经济承受不了巨大的工程项目，频仍的对外战争也会掏空国家的家底，因此为了皇权的长久维持，一种“无为而治”的思想就限制了横暴权力的发展。人们都更多的主张将关乎乡土社会中人民切身利益的公事交给同意权力去做，但是同意权力产生于发达的社会分工与合作体系，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缺乏分工的需要，而最后一种的时势权力则是出现于社会极大变迁动荡之中的，普通的乡土社会中既不需要也不希望有太多“乱世英雄”的出现，因此在社会继替的过程中产生的这种既非横暴又非同意的教化权力就成为了最适应于乡土社会的一种权力。被教化者没有选择的余地，他被迫进入这个规定好了的世界。这种权力是文化性的权力，是一种教化的过程。在这种权力在从亲子之间扩大到成人之间需要一种稳定的文化环境，稳定的文化是传统的保证。而乡土社会正巧是一个变动缓慢的社会，在这种缺乏变动的社会之中，长幼之间就发生了社会的差序，德高望重的长老在很大程度上就能代表着权威，这种长幼之序也点出中国亲属制社会的基本原则。
同时，在这种不流动的亲属社会中，血缘关系就在这个重视身份的社会中显得尤为重要。血缘作为一种不能选择的稳定力量，能够保证乡土社会在一代又一代的承继中延续发展。在乡土社会中地缘关系也是依附于血缘关系而存在，即使出现了区位上的分裂，也阻隔不了人们骨子里的血脉相连，我们的祖籍就像是一种血缘的空间投影，即使少小就离家远行也不能认他乡作故乡。在他乡里扎根总是困难的，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要有土地，二是要与当地村民通婚，不然就只能算作寄居这里的一个“外客”，哪怕几代都居住于此，但却也只能算作“客居”。
亲密的血缘关系往往限制着很多社会活动，在这个限制了竞争与冲突的社会中，商业很难发展。亲密社群中相互欠人情是一种表示亲昵的手段，人们之间的交易更多的是通过“馈赠”的方式来完成。在乡土社会中的人们宁愿走到十几里之外的集市进行交易，也不愿意与邻居进行交易买卖，商业是在血缘之外发展的。在发达的社会中，在更大的城镇，与陌生人相处也成了生活的重要课题，单靠人情维持的社会就被打破了，契约精神也就产生了，理性也就压过感性成为了现代社会的特性。
自新中国建立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绵延几千年的传统农业社会在短短不到百年间遭遇风云激变，但是基于农民与农业生产生活的需要而形成的各种“习俗”和“人际关系”却仍根植于中国现代社会之中，所以要研究中国人的“国民性”就必须要从根基出发，从中国的乡土社会出发，这本书给了我很大启示。
马克思曾经说过：“它(西方资本主义)正在按照它自己的面貌来为自己构建一个新世界。”现如今的中国正在积极融入这个时代，但是任何文化都有其自身的稳定性，在社会飞速发展的现代，风俗习惯等精神文化层面的演变往往要慢于物质文化层面的改变，我们应该要正视社会变迁过程中存在着的文化滞后问题，但这种文化滞后并不等于“中国人的劣根性”。
“麻木、冷漠、自私”似乎成为了旧时代中国人身上撕不下来的刻板标签，但是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里探讨的问题如：中国人为什么如此重视礼法、为什么讲究落叶归根、为什么讲究长幼有序、为什么故土难离、为什么“私”、为什么乡村文字工作落后、为什么法治落后、为什么在乡土社会里“皇权”却成了挂名的权力…却挖掘了形成所谓“中国性格”的深层原因。（赵国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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