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报》：你住在哪里？是怎么样的地方？可否像是小说开头似的来描写一下？还有，你渴望住在别的什么地方？
余华：我刚开始写小说的时候住在中国南方一个只有八千人的小镇上，那是三十五年前，当时我有一个习惯，当我构思的时候或者写不下去的时候，我会走到街上去，身体的行走可以让我的思维活跃起来，可是我的思维经常被打断，因为在街上不断有人叫我的名字。那个小镇太小了，走到街上不是遇到认识的人就是见到见过的脸。十年以后，也就是二十五年前我正式定居北京，最重要的原因是我的妻子在北京，还有一个原因是我在街上一边行走一边想着自己的小说时不会被人打断，北京的大街上没有人认识我。现在我已经没有这样的习惯了，北京后来的空气让我养成了坐在门窗紧闭的书房里构想小说的习惯。尽管空气有问题，北京仍然是我最喜爱的城市，因为这是一个谁也不认识谁的城市。
《共和国报》：你怎么变成今天的余华？（哪些人、书、经历使你变成当下这个人？）
余华：我的第一份工作是牙医，每天看着别人张开的嘴巴，那是世界上最没有风景的地方，我非常不喜欢这个工作，因此我想改变自己的生活，我开始写小说，很幸运我成功了，此后我的睡眠不再被闹钟吵醒，我醒来以后的生活自由自在。当然有很多作家影响了我的写作，我的第一个老师是川端康成，第二个老师是卡夫卡，第三个老师是福克纳，还有很多老师的名字，有些我已经知道，有些我以后会知道，有些我可能一生都不会知道。我曾经有过一个比喻，作家对作家的影响好比是阳光对树木的影响，重要的是树木在接受阳光的影响时是以树木的方式在成长，不是以阳光的方式在成长。所以川端康成、卡夫卡、福克纳没有让我变成他们，而是让我变成了今天的余华。
《共和国报》：最近有什么事让你比较注重、吃惊？（可以是世界里发生的一件事或者你私人生活里的一件事。）
余华：俄罗斯世界杯结束了，开始的时候，也就是小组赛的时候，我看了一场又一场比赛，没有看到意大利队，因为我没有关心此前的预选赛，所以我向朋友打听，意大利队什么时候开始比赛，朋友告诉我，意大利队没有进入俄罗斯世界杯，我很吃惊。当然中国队也没有进入，如果中国队进入俄罗斯世界杯的话，我也会吃惊。
《共和国报》：你会在哪种情况下笑起来？你作品里经常使用讽刺手法，有时也带有愤世嫉俗的味道，这是什么来源？
余华：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笑了。我经常笑，我和朋友们在一起时经常开玩笑，我和妻子儿子在一起时也经常开玩笑。我到意大利，和我的译者傅雪莲在一起时，我们互相开玩笑，一起哈哈大笑。我写作时喜欢用讽刺的手法，确实也有愤世嫉俗的味道。我认为将愤怒用幽默的方式来表现会更加有力，看上去也是更加公正，而讽刺是表达幽默的直接手法，所以我写作时总是让讽刺进入叙述。
《共和国报》：什么时候、在哪种状况下会吓哭（真正地吓哭）？有什么事使你感动？
余华：吓哭？这个要到梦里去寻找，好几年前有一个夜晚，我梦见自己死了，梦中的我只有十五六岁，还是一个中学生，有三个同学把我放在一块门板上，抬着我往医院奔跑，他们跑得满头大汗，而我被自己的死去吓哭了，我告诉他们，不要送我去医院，我已经死了。我的三个同学听不到我的哭声也听不到我的话，我挣扎着想从晃动的门板上坐起来，可是我死了，坐不起来。然后我从梦中惊醒，发现自己还活着，我被活着这个事实感动了，这是令人难忘的感动。后来我把这个梦作为一个小说的开头，这个小说写了几个月，没有写完搁在那里了，以后我会写完它的。
《共和国报》：对你来说什么是爱情？作为作家和作为人对爱情有什么想法、看法？你相信婚礼吗？有孩子吗？
余华：爱情对于58岁的我来说就是相依为命，我和我妻子相依为命，我们有一个儿子，今年25岁。我们的家庭关系很好，我儿子是做电影的，我们经常在晚饭后一起讨论一本书或者一部电影，这是我作为人对爱情的看法。作为作家对爱情的看法经常是不一样的，因为小说的题材和故事不一样，我在《兄弟》里描写的爱情是美好的，但是在其他的小说里我写下了对爱情的怀疑。
《共和国报》：文学或一部书是否教会你什么料不到的教训（可以是小或者伟大的事情）？
余华：法国作家司汤达的《红与黑》给予我很大的文学教育。小说里的家庭教师于连·索黑尔爱上了伯爵夫人，司汤达让于连向伯爵夫人表达爱意的篇章是文学里伟大的篇章，没有让于连去找一个没有人的角落悄悄向伯爵夫人表达，这是很多作家选择的叙述方式，因为这样写比较容易，但是司汤达是伟大的作家，他需要困难和激烈的方式，他让于连与另一位夫人和伯爵夫人坐在一起，当着另一位夫人的面用脚在桌子下面去勾引伯爵夫人的脚，这个篇章写得惊心动魄。司汤达教育了我，一个真正的作家应该充满勇气，不只是政治上的勇气，更重要的是文学叙述上的勇气，就是遇到困难不要绕开，应该迎面而上；更为重要的是，司汤达告诉我，不要用容易的方式去写小说，要用困难的方式去写小说。
《共和国报》：什么是文化差距？虽然世界越来越全球化了，但是你还是会碰到什么文化差距？
余华：我说一个故事，我的小说《许三观卖血记》出意大利文版和英文版以后，我遇到过两位有趣的读者，小说里的女主角许玉兰伤心的时候就会坐到门槛上哭诉，把家里私密的事往外说，一位意大利朋友告诉我，那不勒斯的女人也会有这样的表现；而一位英国朋友告诉我，如果他有这样一个妻子的话，他就不想活了。文化差异在这里表现出来的都是理解，只是意大利朋友和英国朋友理解的方向刚好相反，我的意思是说，面对一部文学作品时，文化差异会带来认同和拒绝，而认同和拒绝都是理解。
《共和国报》：你怕什么（请说说小事和大事）？
余华：我想了很久，没有发现自己怕什么，我可以自由生活自由写作，生活和写作构成了我的全部。
《共和国报》：你怎么看你的年龄？跟年龄有什么关系？怎么保重你的身体？有否想戒除的恶习？
余华：我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正在遭受痛风的苦恼，脚趾的疼痛让我不能走路，斜靠在床上回答这么多的问题，而且还要我回答得尽量多一点。可能是小时候的贫穷造成的原因，我每次吃饭一定要吃撑了才觉得是吃饱了，这个坏习惯始终改不了，痛风就是这样出现的。我经常告诉自己，少吃多运动，可是我总是在告诉自己，总是没有好好实行，能够做到几天少吃，几天运动，然后又多吃不运动了。
《共和国报》：你和网络、微博、新技术是什么关系？它们给你的生活带来什么变化？
余华：中国人在吸收新的技术和新的生活方式时没有任何障碍，适应的速度之快令人感觉到新旧之间似乎没有距离，比如移动支付，短短几年时间，阿里巴巴支付宝的APP和腾讯微信支付的APP差不多装载进了所有的智能手机，从超市的收银台到办理证件的收费窗口，从大商场到街边小店，只要有交易的地方，都有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的二维码放在显眼的位置，人们从口袋里拿出手机扫一下就轻松完成交易。我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意识到自己在中国已经有一年多没有用过现金，也没有用过信用卡，因为手机支付太方便了。不少人上街时口袋里没有现金也没有信用卡，一部手机可以完成所有来自生活的需求。于是乞丐也与时俱进，他们身上挂着二维码，乞求过路的人拿出手机扫一下，用移动支付的方式给他们几个零钱。
《共和国报》：你那一代和年轻人这一代有什么不一样？对于年轻人，你羡慕他们什么地方，不羡慕他们什么地方？
余华：1980年代末，我和我妻子还在谈恋爱的时候，我们都住在集体宿舍里，没有自己的房间，我经常在晚上带着她去看别人家的窗帘，不同的窗帘在灯光的映照里感觉很美，我们很羡慕那些有房子的人，我当时对她说：我们没有房子，但是我们有青春。我们现在有房子了，但是我们没有青春了，所以我羡慕年轻人的是他们有青春。
《共和国报》：对你来说宗教是什么？你信上帝或某种“灵性”么？
余华：我是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我是一个无神论者，我没有宗教信仰，也许文学是我的宗教，因为文学里充满了“灵性”。
《共和国报》：你怎么看男女平等的情况和发展？
余华：在中国，毛泽东时代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现在开始倒退了，比如就业，男性就会比女性的机会多，很多公司愿意招聘男性员工，他们觉得女性结婚生育以后重心会转移到家庭上，从而不会那么认真工作了。事实并不是这样，不少有孩子的女性仍然工作出色，但是社会上一直存在这样的偏见。
《共和国报》：最近你对什么电影或电视剧比较感兴趣？为什么？
余华：我不看电视剧，太长了，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看。最近我重新看了塞尔维亚导演埃米尔·库斯图里卡的所有电影，因为他是我的朋友。
《共和国报》：未来有什么写作计划？现在在写什么呢？
余华：我有四部小说都写到了一半，我以后的工作就是将它们写完。
《共和国报》：作为著名作家是什么感觉？
余华：感觉多了一些机会，如果我没有名气，那么我的书出版时不会像现在这样顺利。
《共和国报》：你利用最多的、并不缺乏的词汇是哪一个？
余华：我现在用得最多的词汇是“变化”，我刚刚为英国《卫报》写了一篇五千字的长文《我经历的中国的变化》。
本文节选自余华《一篇文章六个回答》，刊载于《花城》2019年第4期
公众号：pcren_cn（长按复制）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