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历史是什么？历史何以存在？我们记忆中的历史真实吗？
《历史的教训》，是美国著名学者、终身哲学教授、普利策奖（1968年）和自由勋章（1977年）获得者威尔·杜兰特及其夫人阿里尔·杜兰特的代表作。
2015年初次阅读时，不足10万字薄薄一书，却给人以浩瀚无垠、胸怀天下、驰纵古今的感觉，颇为震撼。历经5年的沉淀，书中内容早已忘却，唯“历史是个怪胎”这句话，在脑海里随岁月浸蚀反而镌刻的愈加深透。
“历史是个怪胎”。胎儿，无论怪与不怪，总归是有母亲的。那谁会是历史的“母亲”呢？我想，大概是人类吧！地球上除了人类以外，想来不会再有什么生物去关心历史。历史，因人类而存在。
至于历史是如何诞生的？莎士比亚曾说：“一千个人眼里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对于历史，一千个人脑子里就有一千个历史，六十亿人脑子里就有六十亿个历史。历史，也许只是人类记忆的合集。而记忆，却是人们自以为可靠的最不可靠的东西。每个人都像一台具有独立算法的电脑，一切信息凡经此电脑输出，或多或少都会发生改变。即便电脑的输入与输出误差为零，我们仍然无法完全透析历史事件中每个人的真实想法，我们可以记下一句话，却不能准确揭示说这句话的人的真实用心。就拿莎士比亚“一千个人眼里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来看，他说这话的原因、语境、用意、情绪、对象等等，每一个细微的差别，都会推导出不一样的结论。
这有些“不可知论”的腔调，但事实如此：逝去的永远残缺，逝去的永不再现，逝去的永无真相。哲学家说“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逝去的历史难道不比树叶和河流更复杂吗？正如作者所说：“绝大部分历史是猜测，其余的部分则是偏见。”历史，只是人类生出的一个“怪胎”。
我们真的知道什么是过去，过去真的发生了什么吗？或者，过去只不过是一堆鲜有“定论”的“荒唐事”？我们对于过去发生的认识，总是不完整的，很可能还是错误的，因为历史已经被相互矛盾的证据和存有偏见的历史学家所遮掩蒙蔽，或者也可能被我们的爱国心或者宗教偏见所曲解。
人类为什么要生出这个“怪胎”，而且在明知是“怪胎”的前提下。这有些反常，明知是畸形儿还要生，除非它有用。人身上那点事儿，往根里刨，跳不出“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基因里衍生出的实用主义倾向。有人说“哲学无用”，也真不过脑子。难道人们会以为，一个无用的学问人类会让它存在几千年？黑格尔说“存在即合理”，合理的范畴很广，一定程度上，存在即有用。
历史这个“怪胎”有什么用呢？魏征说：“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梁启超说：“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也”。我以为，历史的作用，一个是满足人类的好奇心，探寻自己从哪里来，以求真实的了解人类本身及发展历程；一个是以史为鉴，虽然失败是成功之母，但任谁也不愿意踩着自己的失败攀登，最好的办法是把别人的失败当作垫脚石，我们想要的只是成功。这两点，决定了历史的真实性与借鉴性。当然，真实不一定有借鉴，有借鉴不一定真实。在人们心里，《三国演义》就是历史，至于它到底是否真实，无关紧要，还原历史真相是历史学家的事。
5年前的阅读，在思想里留下如此印记，大多于“历史是个怪胎”发酵而出。5年后重温之下，书内的观点更加发人深省，书外的情景令人浮想联翩。我仿佛看到了杜兰特夫妇，一对满头银发、精神矍铄的老人，一边环游世界，一边著书立说，历时50年，完成了1000万字的《世界文明史》。他们的一生，站在人类历史文明的塔顶，将大千世界集于一点，以一点辐射万千，俯仰天地，纵横古今，映照未来，如此度过，好不畅快！
为了方便读者了解《世界文明史》，杜兰特夫妇将其浓缩提炼，用10万字提纲挈领的勾勒了对人类历史的总体思考，这就是《历史的教训》。书中的“历史”，宛如失散已久的孩子，父母与其相认时，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的反复打量、回忆思索，一点一点的观察和确认。全书13个章节，杜兰特夫妇以哲学家的智慧、历史学家的底蕴和文学家的笔法，全面阐述了“历史”与他的一群“伙伴”的关系和经历，这群“伙伴”里有地球、生物学、种族、性格、道德、宗教、经济、社会主义、政府以及战争，他们几千年来一起成长，彼此交融，相互影响，共同创造了悠久的人类文明。
“历史”与“地球”交往时，他发现了宇宙的浩瀚，认识到人类的脆弱和渺小，从此学会了谦逊。
陪伴在“生物学”老爷爷身边时，“历史”知道了“自己只是生物学的一个片段：人类的生命是陆地和海洋生命沧桑变化的一部分。”老爷爷给他讲的第一个故事就是“生命即是竞争”，食物充足时竞争是和平的，食物匮乏时竞争是暴力的，现在的人们在法律的规则下竞争，可无论什么时候，竞争从未停止。老爷爷还回答了“历史”关于自由、平等以及善恶的疑问，他讲起了“生命即是选择”的故事，亿万年里，没有平等，没有善恶，有的只是“适者生存”的自然选择。虽然不愿意相信，可“历史”回忆了自己出生以来的日子，“好人不长命、恶人享天年”的事情比比皆是，除了死亡那家伙比较公平以外，财富、法律、教育、医疗等都是各有所爱、充满私心，这样看来老爷爷真没有撒谎。
自由和平等是永恒的不共戴天的仇人，一方取胜，另一方即会死亡。
只有经济才能处于平均水平以下的人，才会渴求平等；只有那些才智高超的人，才会渴望自由；最终的结果总是智力更超群的人得偿所愿。
认识“种族”这个朋友后，“历史”发现这个家伙的眼里五彩斑斓，他尤其喜欢雅利安人。可在历史眼里，根本没有肤色、眼睛、头发的区别，人们都对人类文明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又受到文明的影响和制约，有的甚至被文明控制了“灵魂”。为这件事，“历史”还被种族讥讽为色盲。
与“性格”接触久了，“历史”做了一张“性格元素表”，从本能、习惯、情绪3个方面对“性格”做了比对分析，试图证明人性的构成是社会的基础，可以改写国家的构成。其中，他对于见到的“伟人”“英雄”“天才”特别感兴趣，甚至认为“自己（历史）大体上是这些求新的少数人之间的冲突造成的，大多数人只为胜利者鼓掌欢呼，并充当社会实验的人类原材料”,对于冲突中老年人的保守与年轻人的激进，他倒是认为二者皆是必要的，正因为对抗才激发了生命的张力、活力、创造力。在肯定“伟人”“英雄”等精英群体的价值和贡献这件事上，引发了人们诸多的不满和抗议，不过“历史”觉得“管他呢，我自说自话，也没让别人相信”。
伟人既是无数原因的结果，也会产生无穷无尽的
说起“道德”这个朋友，“历史”觉得大家认为他“易变”是一种误解，没有看到漫长时光中道德规范的普遍性。在这个问题上，“历史”是有发言权的，他看到道德规范的不同，只是在不断适应自己（历史）和环境的条件。比如，现在人们认为男人好斗、残暴、贪婪和好色是罪恶，可在远古狩猎阶段，这些都是出色男人的品质，好斗残暴能够战胜野兽，贪婪疯狂进食是为了保持体力，好色而拥有几个女人是为了繁衍需要。“历史”提醒我们，“罪恶在每一个时代都曾蓬勃发展”“我们这个时代的道德沦丧，与英国复辟时代相比，只有种类上的差别，没有程度上的不同。”看来，道德好像环境这棵大树上结出的果实，什么树结什么果。
男人的罪恶可能是他崛起时的遗迹，而不是他堕落时留下的耻辱标记。
“宗教”，是“历史”最神秘的一位朋友。几千年里，他始终不遗余力地给予人们精神慰藉，尤其是对那些不幸的人、受难者来说，赋予了他们生存的意义和尊严。说起这事，“历史”很是感慨，只要“宗教”存在的地方，人们对苦难就有着极大的忍耐力，甚至牺牲生命也成了神圣的事情，这一点连“生物学”老爷爷也百思不得其解。回忆起来，“宗教”第一次出现，还是“恐惧”这个家伙邀请来的，只不过他俩闹掰了。“宗教”的命运挺曲折，起先与“哲学”的关系分分合合、发展成水火不融，内部又纠纷不断、多次分家，后来被逐渐壮大的“科学”欺凌鞭打，不过他实在是太强大了，居然有凤凰涅槃、复活重生的技能，这也是其神秘所在。有人说“只要有贫穷，就会有神灵”。
在宗教和哲学之间，没有任何和解的余地，除非哲学家承认他们找不到其他办法来取代教会的道德功能，教会则承认宗教信仰和知识选择的自由。
“历史”所有朋友，“经济”是唯一的女性，她既妩媚妖娆，又惹事生非，“政治”“宗教”“文化”对其争相抢夺，连“生物学”老爷爷也不时眉来眼去。“历史”的回忆里，处处都有“经济”的身影，印象深刻的每一件大事件，总是由她引起。她有时像幸运女神，谁拥有了她，就赢得了一切，连“历史”都感慨“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但治钱者治一切”。新时代开启之初，她如交际花一般，辗转于人们之间，渐渐地她情有所衷，只迷恋少数人，将大多数人们抛在脑后，久久不予理睬。每到这时，她就成了红颜祸水，无不引起一场大的动荡，最终必须通过或和平、或暴力的方式得以平复，结果是她又重新回到所有人身边。这样的事情，几乎每隔一段时期就会发生一次，“历史”已经见怪不怪。
财富集中是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可以借助暴力的或者是和平的部分再分配而得到的缓解。就此而论，所有的经济都是这个社会有机体的心脏跳动，财富的集中和强制再分配，便是它巨大的收缩与扩张运动。
起初，以为“社会主义”是“历史”新结识的朋友，可听“历史”娓娓道来，才知道他们数千年前就已相识，公元前2100年的苏美尔、公元前1750年的巴比伦、公元前343年的勒密王朝，中国历史上公元前140年汉武帝的改革、公元8年后的“王莽改制”、公元1068年后“王安石变法”等等，都有着社会主义的身影，最长一次是13世纪在今天的秘鲁，他驻足大约200多年。听“历史”这么说，我还是有些疑心，担心他认错了人，毕竟脸庞、服饰长得像的人实在不少。说起“社会主义”，自然绕不过他的兄弟“资本主义”，两人也是死对头。“历史”赤裸裸指出：“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是财富集中与财富分散历史乐章的一部分。”说到底，兄弟俩终究还是为“经济”这个女人决斗。不过，“历史”神神秘秘的预言：“对资本主义的恐惧，迫使社会主义不断扩大自由；而对社会主义的恐惧，则迫使资本主义不断增加平等。东方就是西方，西方就是东方，这一对双胞胎很快就会团聚。”
“政府”，这个人类文明发展的舵手，一直在历史长河中逐浪前行。“历史”对这个朋友还是比较认可的，他曾说过：“每个形式的政府都应予以赞美”。离开了“政府”，人们将无法获得自由，准确点说，因为“政府”建立了规范，人们的自由才得以保证，没有约束的自由是毁灭性的。当然，在不同时期、不同地方、不同环境下，“政府”会以不同的面孔出现，大致是君主制和民主制。不管何种面孔，“政府”的实质是权力流动和权利分配。正如对待“经济”一样，每当“政府”将人们自愿捐献的权力用于服务少数人时，多数人则会以改革或革命的手段将权力收回，重新赋予他们认为公正或对自身有利的政府。说起来，“历史”还是喜欢民主制多一点，认为它对人民热情、友善，给人们的思想、科学、事业以自由。对于革命，他始终有些看法，见不得屠杀、流血、牺牲，在他的心目中,“唯一真正的革命，是对心灵的启蒙和个性的提升；唯一真正的解放，是个人的解放；唯一真正的革命者，是哲学家和圣人”。这“三个唯一”有些理想化，不过深得我心。
一位犬儒者说过：“你切莫因为无知的数量巨大而崇拜它。”然而，无知也不可能被长久崇拜，因为它会自愿被那些制造舆论的力量所操纵。
“战争”，是历史最不愿意见到，又最常见的一个朋友。在过去有记录的3421年中，只有268年他没有出现。“生物学”老爷爷讲过“适者生存”的故事，人与人之间的生存竞争是斗争，那国与国之间的生存竞争则是战争，前者是人在觅食，后者是国家在觅食。人类文明发展了几千年，可那又怎么样呢？野蛮、残酷、好斗的本性从来没有减少，物质的极大丰富可以满足生存，却永远满足不了人类的欲望。倘若世界上有个绝对实力的仲裁者，或者宗教能够让所有人相信神的存在，“战争”才有可能消亡，否则什么文明、道德、宗教、政治都无法取代“战争”的角色，他是自然赋予的最高裁决方式。
这是杜兰特夫妇讲述的历史的故事，也是他们自己眼中的孩子，这个孩子被认为是“怪胎”。说他怪，真是奇怪，每个看到他的人都描述了不一样的面孔。在这里，圣人有圣人的功德碑，罪犯有罪犯的墓志铭，只要你需要一个理由，就可以挖掘出一堆证据。
历史是我们的孩子，也是养育我们的母亲，她赐予人类永恒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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