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中国封建君主时代的统治思想中一直就存在着两个“圣人”。一位是孔子，他是显性的，被历代君主所宗奉。另一位则是韩非子，他是隐性的。韩非子的整套君主专制主义的政治策略被君主帝王们走私式地在暗地里运用。简而言之，就是所谓“外儒内法”。
韩非子思想主体是政治思想，他倡导的“帝王之学”，就是法、术、势兼治的专制论，存在不少负面的糟粕。但在我们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并加强干部管理的今天，如果能弃其糟粕，取其精华，批判地继承韩非子的法治思想，客观地学习《韩非子》中合理有效的精髓，《韩非子》将是可资我们借鉴的巨大宝库。
韩非子的法家思想有三大核心主张，第一主张是“法”。法既是抽象意义的法律法规，也指具体的法律条文。韩非子首先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四个字，他推衍出一个结论，国家的治理，也必须有一道最基本的底线，这条触之必死的底线，就是法。建立并掌握了这个底线，国可大治。他强调有法必依违法必究。他举例道，卫嗣君时，一个罪犯逃到了外国，卫君照会对方国家，想方设法务求引渡回国归案法办，即使割地赔城都在所不惜。这种维护法治的严肃精神至今令人叹服。韩非子还认为，“法”落到执行层面，就是二柄，即德与刑，或者说，赏与罚。把二柄运用好，法治就能落到实处。至于如何运用，那就牵涉到“术”的层面了。韩非子的第一主张“法”为古人提供了消解人治推行法治的有效途径和制度安排。在当今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设法治国家的进程中，韩非子所倡导的法治精神和实践理念的现实针对性是不言而喻的。
《韩非子》中第二主张是“术”。“法”是要公开的，而“术”则是暗藏于君主胸中的心计，是君主对臣下的统治手段。他认为要想办法做到“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即君主行事要让群臣感到高深莫测、捉摸不透，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将一切错误推给臣下。于是他煞费苦心地考察与研究了奸臣的各种行径，并从人性恶角度给君主设计了各种各样的防治手段，归纳出一系列察奸、识奸、治奸、防奸的政治权谋，这在古今中外的典籍中是十分罕见的。今天的人们，若细读它，恐怕没有一位不被这种种记录惊呆。辩证地看，韩非子所主张的第二主张，在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干部监督、行政管理领域中还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在维护中央权威，遏制部分地方、部门、行业坐大，平衡社会关系等方面，在依法行政、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等方面，在加强干部管理和监督、建立健全问责制度等方面，适当运用策略和方式方法还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韩非子》中的第三主张是“势”。即指权势，统治权，是实施法治推进行政的前提保障，山上苗比涧底松优越，原因在于它得势，虎落平阳被犬欺，原因在于它失势。法和术的实施前提是大势大权在握，法和术的实施结果是大势大权握得更紧。客观地看，“势”解决的是统治地位的合理合法性问题和巩固加强问题，这个问题在每个时代每个国家地区都普遍存在，以普惠人民为出发点，积极有为地完善自身，通过巩固自身地位来巩固为民所享的成果，这种“势”也还是有积极意义的。我想，在当前这种形势下，《韩非子》的特殊意义是不言自明的。
韩非子具有比较明确的朴素唯物论思想，认为自然界万物的运行是有规律的，其总规律是“道”，其特殊规律是“理”，明君把握好总规律才能治国安邦。他以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和扁鹊见蔡桓公的典故提出了“质量互变”的看法。韩非子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尤其突出，他在中国逻辑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矛盾之说”，给矛盾律提供了正式的称号，而且充分地论述了矛盾对立统一和相互转化的规律。韩非子还提出，在面对重重矛盾时，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在两点论的基础上坚持重点论。“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提出了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认为人们的认识都必须依赖于感觉器官，来源于实践，因此韩非子在整部论著中经常提到“参验”，即循名以责实，用主流思想话语来解释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韩非子非常注重逻辑思辩，而且理论基本都以历史事实为依据，遵守一切以实践为准，而且很重要一点，韩非子不但提出的政治主张，还都详细规划了”力求可靠“的实现手段。韩非子从人性角度思考问题在百家中也是很独特的。虽然韩非子思想有着很多的权术，但在当时有很大的先进性和科学性我们要用辩证的眼光来对待他，弃其糟粕，取其精华，让它更好的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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