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现代诗启蒙，很可能与诸多的文友不太一样，我首先接受的现代诗不是徐志摩、卞之琳、李金发，而是余光中、洛夫、商禽、纪弦、瘂弦等台湾诗人，而给我启示性最大、最先给予我强烈触动的，又是他们所写下的所谓“乡愁”诗。
在我阅读他们的那些“乡愁”诗歌的时候，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刚刚初中毕业，那时我的最大心思是“离开”家乡，越远越好，心里和身体里充满着对故乡和旧有的叛逆。然而极为奇异或者吊诡的是，我迷恋着来自余光中、洛夫等诗人的“乡愁”诗，并在海兴县师范宿舍的那张小床上，写下了大量的“仿作”，似乎自己是一个早已远离故乡，并且匮乏回乡机遇的“游子”。
就在自己家的那张床上，我给了自己强烈的、多少有些造作的“游子心态”，就在自己家那张堆满了旧有的书籍、报纸、脏衣服和臭袜子的床上，我开始思念这张床。我虚构一张船票，同样把我带向了远方。
现在，我依然感激那个年代，甚至感激自己写下的那些粗陋的、为赋新词而强说出来的诗。我认为，至少是部分地认为，这一模仿尽管拙劣，但也包含着对我自己的诗歌启蒙。必须承认我当时并不能真切地领悟余光中诗歌中的情感包含，但它渗透出的点点滴滴，却足以让我产生共感和共鸣。
“乡愁”在我看来具有“双重”的性质，一重是记忆的，而另外一重则是乡土的，被称为“故乡”的那个地方。许多时候它们是融合的、互溶的，乡土承担着记忆，也承担着那片土地上的山川、河流、池塘和雨水的丰茂，像余光中先生的《乡愁》即是如此。在这里，乡愁是邮票、是船票、是坟墓、是海峡，是“故乡”和故乡之情的双重隔开，所有的思和念、怀与想都因此产生，并且日趋浓烈。在这首被反复称颂、广泛赞誉的余光中先生的《乡愁》中，它异乎寻常地简洁，有一种三秋之树的骨感和嶙峋，然而恰因为这份不渲染的单色唤起我们的情感填充，想象填充，从而获得了惊人的丰满。在余光中先生、洛夫先生乃至于右任先生的“乡愁”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或者说真切地感受到他们背井离乡所带来的思和念的遥不可及，在余光中和那些台湾诗人的乡愁诗中，“乡愁”意味着与故土的远离和割裂，与一份旧有情感、旧有风土和血脉的远离和割裂。在这里，“乡愁”更多地针对于“故乡”，那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一切负载。“乡愁”有时并不直接地关联记忆，他可能匮乏直接的、关于乡土的记忆，那片土地也并非他的出生地，他的个人记忆与被称为“故乡”的地方没有直接性的联系，但“乡愁”也可能强烈地存在，譬如以色列建立之前的耶路撒冷之于犹太人，譬如大陆的某乡某地之于出生于“眷村”的老兵的第二代第三代……这里的“乡愁”和作为符号的“故乡”相连，它是被“传授的记忆”,但亦可以同样存在并时时强烈。
但我也想说，在这“乡愁”的另一端、另一侧面，其实还有另一重的“乡愁”，它似乎很少被注意到，我们很少以“乡愁”对它来命名，但它在着，它也是。
这一重的“乡愁”不负载“故土”，单一负载“记忆”。这一“乡愁”所指向的是我们自身的过往和经历，是故，“所有回不去的都是故乡”。我想我们在近几十年来对这一“乡愁”的感触可能犹深，它越来越凸显甚至渗透给了我们每一个人。高楼在起，街道在拓宽或改变，河流和旧物一起跟着“日新月异”，那些承载过我们情感的记忆和旧物正在一点点消失。在这几十年中，我们脚下的土地已经沧海桑田。去年，我在南京的一个旧邻居联系我，她想让我陪她到“师范院”再走一走，见见那些住在大院平房里的邻居们。我和我弟弟一起试图帮助她完成这一任务，然而我们做得不够好：旧有的“师范院”早已盖起了几栋大楼，完全没有了原来的痕迹，而大院后面有鱼的水池、有青蛙、蜻蜓和大片芦苇的水池也已荡然无存。我承认如果不是我弟弟指认，我自己走到那里也不会把它和我住了近10年的“师范院”联系在一起。至于邻居，也只找到了两三个人，我们在南京的那位“旧邻”竟然一阵默然，他们，也不复是她记忆中的样子。
在这里，“故乡”还在，但“故乡”已完全地消失了它的旧模样，这种消失或多或少会把故乡变为异乡，多多少少会滋生我们对于旧日记忆的“乡愁”。这一“乡愁”，在时下的生活中已经日趋呈现出它的普遍性，只是我们对它的关注和认知还不够充分。有人说作家应当是人类的神经末梢，我非常认可这个漂亮的短语。我觉得这一“乡愁”也应让我们重视，并反复地审视它，回味它，呈现它。
毫无疑问，余光中先生的“乡愁”更为浓烈更为炽热更有共感性，他在“海峡”前面用出的那个修饰词“浅浅的”竟曾让我感觉到震撼，这里面，其实包含着难舍之情，刻骨之痛；而负载我们记忆之土、之物的改变、移除和消逝，也属于“乡愁”的范畴，它也应有上佳的作品来书写它。
来源：文艺报
作者：李 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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