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想谈那时的政治，政治给我的感觉半是恼怒，半是怜悯。
只想论苏东坡交友，每到一处，他总能围拢一大批好友在身边，甚至到了一天没有客人就好像不舒服似的。
一、幕后听言
苏轼曾对他的弟弟子由说过这么一句话——“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他是一个天才，自小在祖父和父母亲的家庭熏陶下成长，再加上他自己杰出的天赋、过目不忘的才能，他若称第二无人敢称第一。他又是一个天真的天才，认为天下人人都是好人，不管官场尔虞我诈、阿谀奉承，他只凭着自己的心与人交往，天真得没有一点心机。可喜的是他有一位精明且又自知之明的妻子，在他初尝做官的感觉而不够老成熟练时，做妻子得便从旁提醒他，警告他；在苏东坡与来访客人谈话之际，她就躲在屏风后面屏息凝听，然后将自己对客人得判断告诉苏东坡，让他交往的时候注意；她还警告丈夫提防那些过于坦白直率的泛泛之交，要提防丈夫认为“天下无坏人”的前提下所照顾的那些朋友。
君子之交淡如水，速交的友情靠不住。
这种速交的友情在苏轼身上体现的不是很明显，真正得以践行的是王安石。司马光曾评价王安石“为人不甚坏，其过端在刚愎自用”，苏轼也评其文章曰“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好使人同己。”是以林语堂称王安石为“拗相公”，很贴切了。其实，真正不善的的确不是王安石本人，而是他身后那些趋炎附势的小人——出卖王安石的吕惠卿，两面人邓绾，母丧不奔的李定。这些人是名副其实的小人，得志便猖狂。由此可见慎交友的重要性。
二、子由、朝云
苏东坡与其弟苏子由，是完全迥异的两个人。子由高大，丰满的圆脸，两颊附近松肉很多，个性沉稳、实际、拘谨、寡言，为人可靠；东坡健壮结实，骨肉匀亭，尤其有一个敏感活动、强而有力的嘴唇，性格爽快、开阔、好辩、天真、不辨后果。在文学风格上，林语堂讲东坡像写小说的威廉·詹姆斯，而子由像写心理与哲学性论文的亨利·詹姆斯，但实际上两人却是反着来的。两人性格的不同也注定了他们在仕途上坎坷遭遇的不同。在我看来，苏轼和苏辙两人的关系毋宁说是兄弟，不如说是朋友。两人政见相同，不会出现王安石与其弟王安国、王安礼政见对立的局面；两人不管身居何地，或近或远，都会心里挂念着对方，互通信件，互抒肺腑；在路过对方所在地时会前去叙旧，家眷不方便照顾时会托给对方。朋友好到一定程度如亲人容易做到，但亲人到什么程度才能成为朋友甚至知己却不得而知。
对于苏东坡来说，除了他的弟弟子由，还有一位知己——侍妾王朝云。
王朝云并不是一些人所说的跟他又某种关系而娶来的歌妓，朝云在十二岁时被苏东坡的第二任妻子——其前妻的堂妹——买来当丫鬟，她是在进入苏府之后才开始学习读书识字、唱歌跳舞的。朝云是一个天资聪慧的姑娘，她仰慕苏轼的才华，向往他的精神世界，在服侍了苏夫人几年之后，便升为了苏东坡的妾，这在宋代极为常见。朝云是东坡的知己，她能够说出东坡“一肚子的不合时宜”，无论东坡调到多么偏远恶劣的地方，她都能始终如一地追随他，陪他颠沛流离。知己，就要有共同追求的目标，子由与他是政治好友，朝云与他则是仙道生活的好友。东坡称朝云为“天女维摩”（意为一尘不染），她信佛，也对道家长生术感兴趣，她乐于行善，两人曾一同创建了放生池。真正的朋友、知己是能同甘共苦，王朝云做到了。
三、文学艺术挚友
苏东坡是一位天才，更是一位全才。他的“全”表现在诗文的集大成；书法绘画多为人称道；对建筑情有独钟；对做菜、酿酒、制墨、瑜伽等多有研究。在这些方面，他比在政治上更能教到挚友。在诗文上，有“苏门四学士”——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四人与陈师道、李廌并称“苏门六君子”，他们在诗文方面或多或少的受到苏轼的影响，成为继欧阳修、苏东坡之后再文学上颇有成就地一群人。在艺术上，尤其表现中国笔墨欢愉的情趣上能够独创一派，他最喜欢的消遣是他的“戏墨”之作，他创了有名的墨竹，也和年轻的艺术家米芾共同创造了以后再中国最富有特性和代表风格的中国画。米、苏、李（李公麟，也即是李龙眠）称为宋朝三大家，将诗文艺术合二为一的时间当属有名的“西园雅集”，十六位名家聚会于驸马王诜的庭院中，其中就有苏门四学士、宋朝三大家、苏子由等人。说到绘画，尤其是画竹，不得不提到他的好友——画竹名家文与可。二人在性格上有很多相同之处，东坡认为文与可是“袜才”，谈其“初不自贵重”，将“持缣素而请者”，这样一个人却与东戏谑往来，常画墨竹以赠。东坡有一股浩然之气，“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已矣。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狱，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此理之常，无足怪者。”
四、渐不为人识
“乌台诗案”之后，苏东坡被贬到了黄州，由于情势所迫，要一变而为农夫了。他在东坡一片田地里务农，自称“东坡居士”，建雪堂宴请宾客，种草木，辟果园，筑水坝，建鱼池，在这个过程中，与邻人、甚至当地的太守也因佩服他而愿与他交好。不光此地，苏轼被贬的杭州、惠州、儋州太守，也为他的正直折服，像儋州太守詹范、博罗县县令林抃都成为了他亲密的朋友。广州太守王古接受了苏轼建医院、引水防洪的建议，后却因“妄赈灾民”而免官。在黄州，有一个马梦得，在来黄州之前便已经追随苏轼二十年，信任他也崇拜他，苏轼曾在诗中叹息：“可怜马生痴，至今夸我贤。”苏轼的魅力是值得这份追随和忠心的。
一个天才诗人成为了农夫，是诗人之幸，亦是农夫之幸。
他可以化枯燥为有趣，化坎坷为达观。他曾说，失去认识时间美好东西的人，才有福气。他芒鞋竹杖而出，雇一小舟，与渔礁为伍；穿农人短褂子日日横过黄泥板，喝醉后不是小睡就是哼唱《黄泥板词》（一首流浪汉狂想曲）；将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句子重组，照民歌唱出，自己打着拍子和农夫一起唱；在田间农作的空闲时间与农夫闲聊。他是那么的平易近人，那么的没有架子，以至于往往被醉汉东推西攘或粗语相骂，他却“自喜渐不为人识”。
苏轼曾说过，“处贫贱易，处富贵难。安劳苦易，安闲散难。忍痛易，忍痒难。人能安闲散，耐富贵，忍痒，真是道士之士也。”然而在这种情况下还能聚龙这么多好友在身边，那才是真正的大哲。
五、鸡犬识东坡
之前讲过苏东坡对建筑情有独钟，除了能有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之外，最重要的是能够用这项技术造福百姓，得到了百姓的称赞，由此，他成为了百姓的朋友，形成了“鸡犬识东坡”的局面。
林语堂在此书中说，“我简直不由得要说苏东坡是火命，因为他一生不是治水，就是救旱，不管身在何处，不是忧愁全城镇的用水，就是担心运河和水井的开凿。”陕西旱像出现，他想尽办法为农民求雨；洪水到了徐州，他主持修建防洪工程，洪水撤退，他又建造“黄楼”以防水；在杭州，他改造运河以防淤泥，畅交通，建水库，以解决杭州人的用水难题，这些都甚有成效。除了治水外，他还关心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和那些“在王安石创设的那无边旧债的荆棘里玩他们狙击黎民百姓的游戏”的人相比，苏东坡由不得人们不去敬仰他。在百姓看病方面，他在密州时曾采用抄药方等零星的方法，在杭州时建立了一支最早的公立医院——安乐坊，在广州也创建了公家医院。在解决惨无人道的溺婴问题时，他给太守写了一首言之灼灼感人至深的信并且建立救儿会。在解决百姓饥馑的问题上，苏东坡一次又一次上奏章，请求废除王安石新政中危害百姓甚重的青苗贷款，请求拨粮以预防饥荒，他单枪匹马只身奋斗，还总是遭到小人的阻隔，在对抗官僚的长期作战中，曾写信给好友孔平仲说：“呜呼，谁能稍助我乎？”他为了百姓可谓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读之让人心痛心酸。
我说过，政治让我怜悯，怜悯的对象便是这个身先士卒的苏东坡。
六、僧道为友
我们常说苏东坡是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文学大家，这就说明他与官场、僧人、道士打交道是不可避免的了。关键是就算与僧道交往，苏东坡也能与他们成为最要好的朋友。
在僧人中，有佛印、惠勤、參寥与他关系最好，佛印风流潇洒，与苏东坡之间常有互相娱乐之事；出家人自由游荡、寺庙为家的习性，让參寥可以陪伴苏东坡以解忧。在道士中，死而复生的乔仝常为他送别，但最神奇的要数道士吴复古，他简直就是一个幽灵一样的人物，不管苏东坡被贬谪到什么地方，总会有他的影子，他的出现也给了苏东坡一点安慰。与僧道为友，让苏东坡的交友历程又得到了一次升华，在其人格魅力上也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七、对待政敌
他是政治上天真的孩童，屡受迫害和打击；他是诗文上杰出的才子，奋笔疾书痛斥奸邪。而他的敌人总是巧妙地将二者联系起来，从诗文中找茬治他的罪，最严重的便是“乌台诗案”。他们甚至在苏轼上书皇帝的谢表中寻找大不敬之语，这些人，每天闲的没事干，就以“为苏东坡的诗作注疏”为毕生一大“事业”，可谓是“易进如蛆蝇，腥膻所在，瞬息千万”。苏东坡——或者说反对新政者的头号政敌——王安石在因为小人出卖、一个看门官吏郑侠献画而被罢黜，成为了一个疲惫颓唐的老人时，苏东坡还不忘去看望他，并且乐于和他讨论诗与佛学多日。还有一人名章惇，曾是苏东坡故友，曾在苏东坡遭受“乌台诗案”被贬后劝他改过自新，但这是个心胸狭隘的人，只因皇太后摄政期间他遭监禁，所以皇太后甫一去世，他便如恶魔般疯狂地向元祐大臣报仇，并且将旧日的狐朋狗友召还予以重位，荼毒百姓，混乱朝政，与王安石的放逐政敌相比，简直时惨无人道，甚至还上书建议掘司马光之墓，鞭其尸体，幸而皇帝还未愚昧到准其揍折。这人对苏东坡兄弟更是苛刻无情，将子由逐出官舍，在子由租借民房时又控告他借用官势抢租民房。对苏东坡，将他一贬再贬，从惠州到儋州再到海南岛，可谓费尽心思。章惇的儿子后来想拜访苏东坡，又害怕苏东坡会向他父亲寻仇，于是写信试探，苏轼回信中言他与章惇“交情固无所增损也”，又说“但已往者，更说何益”?就这样云淡风轻地解除了章惇儿子的忧虑。这封信竟会让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圣法兰济点头称赞，正是“不管何处，只要人道精神在，宗教即可复兴。人道精神一死，宗教也随之腐烂了”。
对于政敌的态度，更加体现了苏东坡一尘不染的良心，“不管遇到何等难题，何等情形，他都以真诚勇敢之态度相向，他愿把一切付诸天命。”
八、太后恩宠
苏东坡总能得到历朝皇后的庇荫，在他受审时，是仁宗的皇后救了他的命；在他退隐之时，又是英宗的皇后拔擢他得势；甚至在他一生中较晚的岁月里，若不是神宗的皇后代摄政事，他就客死蛮荒了。在他外放或贬谪期间有很多需要国家援助的措施，太后都予以批准，太后是苏东坡的伯乐，有此伯乐，千里马才能驰骋千里，有所作为。
“人的心灵活动可以脱离自己而成为自己的观察者，在更微妙的阶段，心灵以旁观者之身，可以观察到两个思想之间的空白。最后阶段，在心灵里一无所思，而能察觉比较微妙的次原子物质的形式，消除了一般人与自我的观念。”这是苏东坡练瑜伽所给他带来的心灵感受，其实也正是这种感受贯穿了他的整个交友历程，一个能自己面对自己的人，还有什么理由不能坦诚地面对他人呢？（白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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