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以前读高中时候，总听老师说《围城》值得一读，但我总以为一部几十年前的小说与现实的生活未必能结合在一起，所以并没有对这本书产生浓厚的兴趣。随着年岁的增长，个人的阅读种类也有了些许变化，于是我便认真的读起了这本“迟到”了的书。
每个人的心里是否都有一座城？苏文纨把方鸿渐放进了她的城，却将苦苦追寻的赵辛楣据于城外，但最终却将自己锁在了曹元朗的城里。方鸿渐因为苏文纨未能进入唐晓芙的城，就像是戴望舒永远也逃不了的雨巷。
我不知道我心中的那一座城是什么，或许是一个遗憾，又或许是一个未实现的愿望，或许是一个过错，或许我的心就是一个围城，也许年龄也是我一生中的围城。以前因为年轻，我可能就是在不断的犯错，不断的为自己构建一个个围城，然后不断的改正，不到最后已经不再去计较对与错，因为对与错根本就没有定义，就像是一加一永远等于二。当随着年龄阅历的增加，突然意识到要冲出去，冲出围城，不断的解禁自己的围墙。原来每个人的心里真有一座城，或许宽敞，或许委婉，或许迷茫。
如果说鲁迅笔下的过客是“前面是坟，但我仍要走”的勇往直前的英雄，《围城》中的方鸿渐显然是个“反英雄”的典型。他“不讨厌”但“全无用处”，想要挣脱围城之困却始终被命运裹挟向前。学业上，他留学四年，收获全无，迫于家中压力买下一纸假文凭为自己遮羞包丑；职业上，从点金银行辗转到三闾大学再回到上海的报馆，不谙世事的他屡遭算计，处处碰壁，不得不向好友赵辛楣寻求帮助；爱情上，他先是与鲍小姐逢场作戏，后又周旋于苏文纨和唐晓芙二人之间，费尽心思却两头落空；婚姻上，他误打误撞与孙柔嘉成婚，婚后无力处理日趋激烈的家庭矛盾，最终在悲愤之下离家出走。这一切恰似书中关于围城的隐喻，方鸿渐总是一边逃离旧的困境又一边陷入新的围城，他的一连串行为不过是“进城”再“出城”，“出城”再“进城”……如此进而出、出而进，循环往复，没有了局，如同加缪《西西弗的神话》中日复一日滚石上山的西西弗那样。细究本书内容和背景可知，方鸿渐的生存悲剧并非偶然，而是个人因素、社会因素和时代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具有必然性和普遍性。
从更加广义的角度看，方鸿渐的生存悲剧亦是当时全体知识分子的生存悲剧，是为其生存之悲的普遍性。在历经了五四运动和抗日战争之后，一九四〇年代中期的中国处处弥漫着新旧交替的矛盾感和战后的虚无感、荒诞感。留洋归国的知识分子虽吸收了西方先进思想，在这样动荡的时局下却因自身固有的封建性无法实现自身的价值，难以找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契合点。因此，他们在生存困境和精神危机的双重夹击下逐渐被边缘化，沦为了社会的“多余人”。他们宛若被抛掷在无际的荒原之上，并深感世上的人与人之间是彼此孤立的且无法沟通的，一如同时期的海派作家张爱玲所写那般：“人们没有能力改良他们的生活情形……我们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
“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的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有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钱锺书在《围城》序言中如是说。纵览全篇，我们不免感受到作者的大量笔墨都集中于批判知识分子们动物般空虚无聊、蝇营狗苟的生存状态以及讽刺当时污秽龌龊的社会风气，但这并非作者的根本意图。作为一位学贯中西的学者，钱锺书对20世纪人们迷惘和空虚的心理状态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对知识分子群体的命运更是心怀忧思和同情，但他又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便采用了这样的写作方式对其大加鞭挞，希望以此使他们意识到病症之所在。在这一层面上，《围城》可以说是已经触及到了人性的高度。
《围城》告诉了我人性的真面目，也教给我一些人生的哲学。人，活在世上，可能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就为自己构建了一个个围城，不是碌碌无为地顺应生命的消亡，而是依靠自己的力量改变自己的命运，改变社会的变革，甚至改变人类的进步，所以当我们有理想，有目标，思想有高度，我们又冲出一个个围城。方鸿渐，一个失败的人，有些许爱国情怀的人有着悲惨的结局，我们作为这个时代的青年教师，更应该与时俱进，为实现更好的自我价值而努力奋斗。向全校师生推荐钱钟书的《围城》。（黄长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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