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1566》是著名编剧刘和平所写，讲的是明嘉靖朝后期波谲云诡的朝局：修道的嘉靖皇帝与大明的官僚们在帝国面临南倭北虏的危机，又受困于国库空虚的困境时，试图制订国策意图改变现状。在这如何改和怎样改的波折与权力斗争的过程之中，整个社会矛盾和弊病也逐一浮现。本书的一大特色在于具有丰富的故事性，情节张弛有度，人物刻画饱满丰富。在故事性之外，作者对于封建王朝的矛盾把握也十分深刻，并在对社会矛盾的描写中给人以启发。在感慨于作者文笔与洞察力的同时，也必须认识到本书是一部历史小说，既是小说，则并未拘泥于史实，因此对于本书的感悟与分析也仅仅基于本书的逻辑框架之内。
一、帝国危机的破局——“改稻为桑”
全书从嘉靖三十九年冬日高照的除夕开篇，入冬以来京师地面和邻近数省便没有下过一场雪，作了好几坛罗天大醮祈雪的嘉靖帝终于坐不住了，从来只信方士而不听钦天监天象分析的他，在巳时将钦天监监正周云逸急召进了西苑玉熙宫。他想要钦天监找出一个三代以来盛世无雪的例证来证明今冬无雪与人事无关，然而周云逸却坚称天有异象是因宫内开支无度，阁衙上下贪墨，国库空虚，民不聊生，这是上天示警，最终被廷杖致死。嘉靖朝末期，明帝国深处内忧外患之中，嘉靖帝也深知当前帝国危机的深重，因此在廷杖周云逸颁布罪己诏之后，也着手召开内阁会议探讨危机的解决之道。不论是解决北方的蒙古威胁与东南倭患，还是解决国库空虚与民生困苦，最终都指向了一个问题——缺钱。为了解决重重危机之下的根本性的财政危机，嘉靖帝最终与内阁中的严党达成协议，要在浙江推行改稻为桑国策。
浙江一直是朝廷赋税重地，也是严党多年经营之地，历来都得为朝廷输血，加之戚继光抗倭，需要就地筹划粮饷，开支用度更是非比往年。于是这七山一水二分田之地，必须得长出更多银子。改稻为桑的本质，就是把属于自耕农们的农业用地，转化为朝廷控制的、官督商办的商业用地。如果这个转型成功，土地向大户集中，自然经济模式下的稻农，就变成为官府所雇佣的工人，通过掌握原材料的供给，就提高产出丝绸的价格从而获得大量利润缓解财政危机。
然而看似合理的方案背后却隐藏着两个隐患。一是紧张的官民对立关系下难以完成生产作物到经济作物的转变，保守的自耕农在正常情况下不会因为朝廷的美好许诺就放弃自己赖以生存的一亩三分地，改稻为桑的政策缺乏施行的基本前提，财政危机持续加剧。二是严党体系内部的，宫里的，各方面的利益诉求共同决定了，必须要容忍大量的贪污腐败现象，这个施政机器才能运作起来。这种贪腐状态的持续必然会造成更大范围的民生问题，最终引发全面危机。
在这种隐患之下，严党如果无法通过自己的方案解决财政危机，那么财政危机持续发酵的后果则是严党失宠甚至倒台，最终清流得势，清算严党。透过这种视角，我们可以看到，在帝国的体制之中，改稻为桑注定不会是一次单纯的生产变革行为，而是两股政治势力在皇权默许或者监督下的角力行为。正因如此，帝国财政危机的解决关键不在于制定政策，而实际上变成了政策由谁实施的问题，这也引出了全书的另一关键问题——君臣关系。
二、“无为而治”表象下的君臣关系
嘉靖作为道士皇帝，名义上以汉文帝自比崇尚无为而治，但实际上这位少年继位的雄猜天子在幕后牢牢把握着朝政。嘉靖帝贪恋长生术，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其恋权的折射，生命和权力，对于君王来说本来就是一回事。在嘉靖帝这种一副政事交予内阁、自己垂拱而治的姿态的之下，宦官、严党、清流共同构成了大明王朝最高权力的附庸。
宦官集团作为皇帝最亲近之人，一方面掌握着批红这一政策施行的最终权力，能够有效制衡文官集团；另一方面作为宫中之人没有自身团体的利益，完全忠于皇帝一人，可谓是皇权的变相延伸，可以作为皇帝本人的白手套。和严党这个利益群体不同，太监们无家无产，即便有贪墨挥霍之类的情事，也不过是止于己身，根本利益方面则仍旧在服务皇帝这里。不论是京师的司礼监还是江南的织造局，宦官的作用并不是为了抑制官场腐败和保障民生，而是为了利益分配时能够拿住大头，保证皇上的利益。因此我们会看到在浙江改稻为桑的政策施行受阻时，宦官集团实际上默认严党做出毁堤淹田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并在事情败露之后如实汇报给皇帝。
严党作为嘉靖朝中后期的利益集团，核心人物首辅严嵩已经把持朝政二十年。这导致严党的人遍布朝野，占据着帝国的各个关键位置，不论是嘉靖帝为敛财还是东南抗倭都离不开严党的官僚，在这种政治生态下，严嵩装聋作哑，假痴不癫，严世蕃等人则事事打着皇帝的名义，为非作歹，耗费国帑。最后搞得是非不分，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一追究严党，便牵涉皇帝，这样一来严党也得以屹立朝堂二十年不倒。但是到了嘉靖朝末期，朝堂格局发生了质的变化，伴随着皇长孙的出生和嘉靖帝身体的衰弱，接班人问题不可避免的被抬到台面上。同时，严党掌权多年形成的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在严嵩因年迈掌控力减弱之时的扩张不可避免的损害到皇帝本人的利益，这都为其最终的覆灭埋下了伏笔。
清流作为押宝裕王这一帝国未来的利益集团，一直是作为制衡严党的政治力量存在，但伴随着“早立子”这一明确讯号的出现，清流也迫不及待的想尽早上位。清流虽有清流之名，但清流官僚的行事风格实则与严党并无二异，不论是在改稻为桑的过程中派谭纶、海瑞去浙江“掺沙子”，还是在严党倒台后徐阶之子像严世蕃当年一样继续服务于嘉靖帝的修道事业大兴土木，清流一派自始至终只是为了皇帝和自身的集体利益服务，而并未关注真正的生民问题。因此，严党的倒台与清流的上台不过是换一拨为皇帝服务的人，帝国的重重危机并不会因为换了一拨人而有实质性的改观。尽管海瑞在《治安疏》中呼号：“为直言天下第一事，以正君道、明臣责，求万世治安事”，也无法改变皇帝与官僚集团盘剥人民的现实统治秩序。
三、大明王朝的“黄宗羲定律”困局
古代文人有所谓“兴一利必起一避”的说法，当代学者秦晖也总结了“黄宗羲定律”：历史上的税费改革不止一次，但每次税费改革后，由于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局限性，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又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明清思想家黄宗羲称之为“积累莫返之害”。书中改稻为桑的改革，也同样有其利弊，同样难逃积累莫返之害。
从改稻为桑的手段看，即使农民愿意改稻田为桑田，分散的小农规模的生产效率低下，难以降低原材料的收购价格，最终会导致政策执行的整体收益偏低。在这种情况下，要想获得预期的政策受益就必须放任土地兼并，由大户收购小农的田地进行集约化生产。然而自古以来封建王朝放任土地兼并的后果都是流民遍地，饿殍千里，最终导致王朝覆灭。
从改稻为桑的政策制定和执行者来看，皇帝与内阁、官僚与商人大户，要么是权力的拥有者，要么是权力的附庸。嘉靖不愿意停止挥霍，又不想对财政负责；严党不敢失去宠任，不想对政策涉及到的百姓负责；清流不愿意错过倒严的好机会，因此认为江浙政治局面是可以牺牲的。这种政策执行的格局意味着商品生产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权力斗争服务，而非保障民生和市场繁荣，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权力格局之下，改稻为桑就变成难以实现的镜花水月。
在各方政治势力的盘算中，黎明百姓的生计和幸福是微不足道的。而当他们进行“改稻为桑”这样一种政策叙事的时候，却偏偏把追求百姓生计和幸福，作为最初的第一驱动力。当生民问题长期被当作统治集团名为“改革”，实为盘剥的借口时，黄宗羲定律就不可避免的一再应验了。这是大明王朝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历史局限性的大气候和封建皇权与官僚体制的小气候共同决定的，不以海瑞的意志为转移。（刘天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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