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伟，英文名彼得·海斯勒，美国记者，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主修英文和写作，后获得英国牛津大学文学硕士。曾任《纽约客》驻北京记者，《国家地理》杂志、《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等媒体的长期撰稿人，1996年曾在中国重庆市涪陵区担任教师，他将在涪陵任教期间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写了《江城》。我在看完了何伟的《甲骨文》和《江城》之后，终于决定看看他的《寻路中国》。初次买何伟的书就是因为在网上看到许多对这本书的推荐，结果打开过多次，却一直没有读下去，一方面是因为这本书的字太小，密密麻麻的字让人心生畏惧，另一方面是因为读历史和教育的书起码让人觉得有用。趁着这个疫情的空隙，打开这本书决定读完，慢慢的竟然被吸引了。幽默风趣的语言、独特的观察视角、细腻的刻画和博学多识都让人觉得如沐春风。
何伟在2001年考取中国驾照后，开始驾车漫游并观察中国大陆，何伟曾从北京开车到青海，一路走一路观察并记录，记录下了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大发展时代的民间印象。他为了逃离都市的喧嚣，在怀柔的农村租了一个小院子，在一个小院子里住的几年时间里，他和当地村民形成了密切的关系并记录下了这个小村庄的变迁，记录下了这个大时代下的人间百态。他也驾车到达浙江丽水和温州，在用九点九吨炸药炸一座小山的工人中穿行，在一个新开工的小工厂里观察开工全过程，看到了飞速发展的中国的种种不同。而何伟记录的这一个时期，正是我自己也经历着中国飞速发展和深刻变化的时期，书中的很多叙述尤其是对西北农村的叙述，和我的经历暗暗相合，读起来有许多的代入感。
书中的描写经常充满了幽默感，比如他在写到在山西农村看到的口号时，写到“通常，我会遇到致力于宣传计划生育政策的口号，这类口号的用语从无谓的反复（“女人也是传后人”），到主动提出建议（“晚婚晚育”），再到公开的谎言（“生儿生女都一样”）。驾车西行，那些标语书写的越来越大。”在写到三个造访小工厂并进行利益交换的国税局干部时，他说，“他蓄着平头，这样的发型在中国一般意味着麻烦来了。在中国，那是恃强凌弱的经典发型，我只要看见这样的平头，心就不由自主地往下沉。”同时，书中的很多观点是很具有前瞻性的，比如他说中国教育缺乏表达、探究和活动，他说“中国的各个公司能否超越低利润率的产品发展起对创造力和创新性提出要求的相关产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他总结说“这一切——众多的人口数量、社会机构的缺乏、教育体制改革的缓慢——共同麻木着人们的创造能力。”
作者似乎多次到过榆林，在《甲骨文》一书中，他对榆林的破烂道路、荒凉景象和美味酸奶很感兴趣，同时为了避免警察的盘问住了一间简陋的旅馆；在这本书中，他也许是吸取了上次的教训，说他住了一间榆林最好的宾馆，结果刚躺下休息警察就找上门来，最后他就被警察驱逐，只好一路南下。
何伟在一路上遇到了很多亲和的中国百姓，有搭车的、务农的、打工的还有公务员，总体上讲，，除了讲到不少缺乏变通和贪污渎职的政府职员外，他对这些人的印象还是不错的。他在离开靖边的一个村庄时甚至感叹：“在世界上，陌生人受到毫不迟疑的欢迎，赢得孩子们的信任，这样的地方并不多见。”当然了，他也对那些缺乏活力和灵活性的国有性质的单位印象深刻，比如热火朝天举办乒乓球比赛却对自己的专业领域更新缓慢的地图社，不喜欢别人质疑、冷漠呆板的医生，还有许多年都没有更新过自己的车的租车国企“首都汽车”，但同时，他又对这些国有性质单位的强大变通能力叹为观止，比如他在“首都汽车”租了许多次车，几乎违反了每一条租车协议，甚至撞坏了捷达车的保险杠，“首都汽车”不仅毫不追究，甚至还好言宽慰、替他开脱。
同时，书中不仅引用着很多中国古籍中的语句，还记录着许多前沿性的研究，比如讲到长城时，他就引用了董耀会、程大林、石彬伦、洪峰等人的研究论述。
作为一个老师，何伟在书中记录的对中国教育的观察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他描述了小学生的成绩手册上的“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他似乎对上面书写的二十条规范很感兴趣，他说，“整个列表中，只有一项跟学业直接相关。“不”这个字一共被使用了二十八次。”他对中国人表现出的对教育的重视和学习的信奉很是佩服，但又对中国学生学习内容中那些无关的事实和毫无系统的知识以及学习方法上的死记硬背和缺少分析创造表示了疑惑。他也观察到中国学生的地理书上地图实在太少，作文课上似乎也没有人来讲故事或者表达观点。同时，他对中国学校的家长会也比较迷惑。这其中，有文化的差异，但更多的，是能够引起我们深思的东西。
据说何伟携家带口回到了中国，在四川大学任教。如果何伟现在再次旅行，面对这几年来我们对外尤其美国的敏感、亢奋和狂热，不知道他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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