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街角的群体交往
书本的小人物主要有两个青年群体，分别是诺顿帮和社区俱乐部。“诺顿帮”是以多克为领导人物的街角团体，多克从小就是“诺顿帮”的孩子王，他为街坊的孩子去和其他街道的孩子打架。在“诺顿帮”的街角青年几乎都是底层社会的“小人物”，他们非正规的帮派既无章法又无制度，在内部不对任何事情表决，因为担心这样会形成内部纠纷，因此主要通过非正式联合来形成决议。“人们变得习惯于一起行动。相互义务也把他们彼此拴在一起。当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常有人会感到别人有求于自己，而被帮助者又想予以回报。这种相互报答的活动激励着对群体的耿耿忠心。”“诺顿帮”的成员之间注重的是领袖与随从者相互之间的兄弟情谊，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并不存在一定的社会阶级。街角青年们经常在诺顿街聚会，他们每天的活动决定着成员们在群体中相对的位置并确定他们的责任和义务。“诺顿帮”形成团体的基础是这个团体的活动模式，团体经常组织一些集体活动，并且这些集体活动对成员形成了一定的吸引力，活动的内容主要是与他人分享他的钱、财、物，团体的领袖人物多克经常为他那些没有钱参加活动的伙伴支付花销，他在钱财方面的慷慨一定程度决定了其在群体中的威信和地位。然而，正是因为这种团体活动的模式，决定了其组织具有不稳定性，这意味着，如果团体在经济上出现了一定的困难，群体组织将面临着解散的危险。
“一个人在球场上的表现会受到不断的评价和批评。因此，一个人玩保龄球与他在群体中的地位有着密切联系。”打保龄球是以多克领导团体的重要运动项目，在“诺顿帮”中，打保龄球技术的好坏和与异性交往的能力成为成员在组织中地位的高低的重要影响因素。“1937至1938年活动季节的记录表明，社会地位与保龄球成绩之间有十分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的形成是由于打保龄球成为这个群体最主要的社会活动。它变成一个人借以保持、获得获失去威望的主要工具。”团体中的领袖必须具有一定的“才能”，这种“才能”使得其领袖地位得以维持。常年在街头活动的街角群体其等级是由同伴间的相互评价为标准，因此团体成员的认可是成为团体领袖的首要前提。
后来，“诺顿帮”中的小伙们大多数已进入而立之年，这个生命阶段的街角青年本应该做的是成家立业，找到一份稳定的职业养家糊口。那些已经结婚组建家庭的青年，即使继续在街角闲荡，也没有以往那么积极地参与集体活动了。30多岁的多克却一直受着失业的困扰，但他的“才能”得到了许多朋友的认可，朋友认为多克应该去参加政治竞选，但是竞选是需要很多钱的。街角青年迈克非常热情地为多克拉选票，多克在意大利人群居住的科纳维尔社区获得了大力支持，但因为没有稳定收入来源，生活窘迫的多克对竞选不抱希望，在众多候选人竞争的压力之下，多克没有和任何人商量就中途退出了竞选。多克这次的举动使其在团体中的声望和威信受到了巨大的打击，也使得“诺顿帮”遭受了毁灭性的冲击。团体成员相信多克的能力，并且给予他足够热情的支持，然而多克自愿放弃，使街角青年丧失了对多克的信心，“诺顿帮”至此解散。
街角成员的团体地位以同伴的评价为主要标准，才能与个人魅力是成为团体领袖的主要因素，这代表着领袖人物必须具有使人信服的能力。一旦成为团体领袖，领袖人物在群体中的声望是极高的，对群体的活动起到控制性的作用，并且团体成员对领袖人物的情感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二、科纳维尔的社会阶层流动
另一个青年团体是奇克的社区俱乐部，俱乐部形成的群体基础是大学生群体，但同时也正是因为其中掺杂了街角青年中的部分成员。最开始俱乐部组织体系内部是根据学习成绩为基础形成初始的声望等级，在日常的活动模式下，个人能力对声望的博取变得十分重要，奇克是依靠个人的演讲能力与组织能力取得在俱乐部内的地位。在这个大学生俱乐部中，他们主要的活动是排戏剧。俱乐部采取议会制的制度，通过表决和投票来作为组织的运作方式。每个大学生都有资格担任领袖职务，因此俱乐部中并没有稳固的领袖，不能形成相对固定的核心和随从。在金钱方面，大学生需要通过攒钱获得进一步的上升。俱乐部有自己的章程，章程是由奇克和托尼起草的，它规定如何选举俱乐部行政人员，如何入会、会费、惩罚及任命，甚至提出了俱乐部的双重目标：“提高成员的社会地位和改善科纳维尔的状况。”但实际上，最重要的是个人的成功和社会地位的提升。
“攀上了社会进身的阶梯，上层社会把他作为一个典范，说明一个出身卑微的能干人可以取得何种成就。他的事迹将用来证明我们的民主社会的生命力”。奇克在1980年当上了波士顿市议会的议长，实现了其地位的提升和阶层的向上流动。
奇克通过努力实现了身份的转变，而多克后来在一家电子工厂当生产计划部门的经理助理，统管着全厂各部门的计划调度。但是，由于缺乏电子行业的知识为多克的晋升设置了上限，因此他有些妄自菲薄，最终他没能挤上社会晋升的阶梯。意大利贫民区两个团体组织的领袖人物，为何其后来的发展有如此大的区别呢？
奇克的父亲是从政人士，从政传统的家庭消费模式对奇克社会角色的养成起到了最直观的作用。虽然奇克生活在底层的意大利移民社区，但是他已经养成了一种典型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在接受高等教育之后，其社会角色已经基本脱离了意大利裔底层的街角青年，形成了明显的群体差异，这种差异最直观的体现在经济观上，奇克因为大学生活以及参与社会活动的需要已经养成了中产阶级的必备品质——储蓄与投资，而这种差别也是意大利移民社区实现社会流动的必要条件之一。
三、意裔美国人的融入过程
在19世纪后期的意大利是一个内患频发，对外侵略，政治分裂和社会阶层分化严重，阶级矛盾深重的国家.这一切都大大削弱了穷人的生活乃至生存基础。于是，意大利的穷人纷纷将目光投向了位于新大陆的美国。而刚结束南北战争的美国，大刀阔斧的走向工业革命的道路，也急需青壮年劳动力以保证生产。于是19世纪九十年代浩浩荡荡的意大利移民大潮就开始了。
但移居美国的意大利人在美的生活状况并不好。在美国的早期意大利移民多来自意大利北部，但在移民潮时期来到美国的意大利人多来自意大利南部并且多前往美国的大城市。南部意大利人有着深厚的故土情结，移民美国以后，他们并没有将自己作为美国的一份子，而是抱着候鸟移居的心态将美国当作一个类似于‘季节性栖息地’的地方。而且，处于大城市中的意大利移民无法深入美国基层，融入以田园乡村为根基的美国文化，只能一直以外来者的身份生存在美国。所以，意裔美国人的文化圈层受限于两方面。最初意裔美国人生活状况的窘迫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经济上。意大利移民的大部分是作为非熟练或半熟练劳工来到美国的，大多数意大利移民定居在工业州，他们主要从事修铁路、采矿、渔业和贸易，处于所从事的工作的最底层，以出卖劳动力为主。第二，文化上。由于意大利移民普遍信奉天主教，因此当他们的子女进入当时由新教徒控制的公立学校读书时，很多孩子因不堪忍受“盎格鲁撒克逊化”的重重压力而被迫辍学。第三，教育上。意大利人偏执的态度也严重限制了其子女受到良好教育。来自农业地区的移民虽然渴望在经济状况上有所好转，但是由于受到自身文化及其见地的制约，他们认为如果想过上更好的生活就应该尽可能早地让子女为家庭而工作。所以意大利移民二代一到法定年龄就立即退学或者放学后就马上去工作。再加上他们在公立学校里经常受到歧视性对待，使得他们的辍学率非常高。
美国参议院亨利·卡波特·洛奇说：“讲英语的民族永远不会与意大利民族相同化，他们与伟大的美国人民主体完全格格不入。”这实际上是对意大利移民者难以融入美国生活的侧面写照。但最后，意大利民族最终很好的融入了美国的主体当中。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二战以后，美国全社会国家意识加强，族群意识减弱，主体民族的开放性提高，对其他国家移民的人具有更高的包容性。尤其是肯尼迪当选美国总统后的一系列政策以及美国新移民法的通过使得美国主体民族开始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接纳移民。另一方面是随着意大利移民的繁衍生息，新的意大利裔美国人更加接纳作为美国人的身份而非意大利裔的族群身份，不再对美国人身份产生排斥情绪，所以他们更加积极主动的融入了美国主体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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