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飞宇先生是我非常喜爱的作家，我针对他这本《小说课》的阅读持续了很长时间，收获很大。
近年来兴起的“作家文学批评”与传统的所谓“学院式批评”有着显著的差别，在这里我不去评论它们之间孰优孰劣，当然，这也不是我能力范围内的事情，但在阅读过程中，我深切地感受到从作家写作实践的角度去分析其他作家的作品，往往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更容易拉近读者与作品的距离，更容易打动人。于是，我被打动了，燃起了很强的阅读兴趣。于我而言，文学批评往往是一些有着很强专业壁垒的文本，《小说课》却从独特的视角，以别样的方式展示了文学批评的魅力，使我这个门外汉窥得了一些路径。同时，《小说课》也令我对“作家批评”本身产生兴趣，目前已经了解到余华、格非、王朔、陈忠实、王安忆等作家也有相关的文学批评著述，准备下一阶段有选择地去阅读、了解，这也为我大大地打开了一扇“文学批评阅读之门”。这是我读《小说课》的第一个收获。
《小说课》以文学经典重读为媒介，与大众分享小说创作的方式与技法，向读者展示小说家思想的精神内涵，从《促织》到《故乡》，从《水浒传》（《林教头分雪山神庙》）到《红楼梦》（整本书阅读），《小说课》对我个人的教学工作有着极大的指导与借鉴意义，给予了直接性的帮助。为了能够更好地追随毕飞宇在小说世界里游览，结合本书的内容我进行了很多拓展阅读，比如《布莱克沃兹沃斯》《杀手》是我以前没有读过的作品，这次都通过《小说课》的“牵线”去读了。再如，我重读了《项链》《苔丝》（部分内容）、《受戒》，尤其是因《什么是故乡？》一章重新燃起对鲁迅先生的热情，我又将《呐喊》《彷徨》中的部分作品重新仔细阅读了一番，结合毕飞宇先生的评述，对鲁迅先生的小说创作成就有了更深的认识。目前，本书中涉及的作品只有《时间简史》没有重读，这也是我开头提到“《小说课》的阅读持续了很长时间”的原因。关联阅读，打开局面，这是我读《小说课》的第二个收获。
于此书阅读过程中，我印象最为深刻的触动是《什么是故乡？》一章所提到的“作家的基础体温”（91页）。在大学三年级时，我第一次在阅读中感受到过作品的温度，同样是“冷”，那是在一个初秋的夜晚，我在学校图书馆文学区的夹层中找到一本老舍的《月牙儿》，我至今记得那本书的定价——0.38元，那个夹层中大多是这类已发黄、且卷边儿的“老书”，伴着那里特有的“微微的发霉味儿”，我一口气读完了这部中篇小说，那是一个关于母女二人先后被迫堕落为娼的故事，当我读到原本天真、良善的女孩儿从惊恐、困惑、抗拒到最终屈服的过程，我的心里浮起一层浓重的“凉意”，我清楚地记得回宿舍的路上看到天空升起的是一轮满月，并非月牙儿，但当它那白色的光辉落到我身上的时候，我着实感到一份透骨之寒。我在那个年龄上是非常多愁善感的，所以可能更容易感受到这种温度。如果说作品的温度更多的是折射作品内容，那么所谓作家的体温更多的是折射其思想和语言风格，好的作家都有自己的语言风格，或热情洋溢，或冷静克制，或诙谐幽默，或其他种种。
通过《小说课》的提示，我意识到自己偏好鲁迅、王小波这类克制、冷峻且伴有戏谑的“冷幽默”风格的作者，回想自己过去的阅读经历，在大量、集中阅读这二人作品的时期，自己写作的语言也往往很受他们的影响。长期坚持阅读某一个作家或同类作家的优秀作品，可以帮助我们建立自己的语言风格，并在其作品中长期感受作家的“基础体温”，接受其思想的涵养，这一点当然也可以分享给我的学生。这是我读《小说课》的第三个收获。
毕飞宇先生在书中说：“伴随着小说家鲁迅的出场，在阳刚和阴柔之外，一个全新的小说审美模式出现了，那就是‘阴刚’。”鲁迅先生的冷峻，是我们很多人都认识到的，他的“冷”在作品里比比皆是。最近，我重读了《孤独者》，其中有这样八个描写丧礼的字“其次是拜；其次是哭……”，这里的“拜”与“哭”，是丧礼中最常见、最合理的举动，没有修饰，只有“顺理成章”和“按部就班”，令人感受到不值一提的“麻木的庄重”与“虚伪的悲哀”，对我而言这八个字太冷峻了，仿佛不值得任何关注与感想，只剩下对这麻木与虚伪的无奈，甚至不值得无奈。我沿着毕飞宇提到的鲁迅的冷，继续探寻开去，有了一些认识。鲁迅先生的冷来源于他深刻的悲观主义的怀疑精神。
鲁迅是悲观的，这种悲观并不来源于他的先天，而是来源于他对这个民族和民族的现实比同时代甚至今天的其他绝大多数思想者都深刻得多的认识，如果我们意识到这一点，就能理解他在《<呐喊>自序》中记述的与钱玄同的这一段对话了：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绝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
鲁迅虽然被钱玄同说服加入到了《新青年》的战斗呐喊之中，却没有被说服放弃自己“必无”的悲观，这是与其他新文化同仁乐观主义的战斗精神截然不同的，他并不像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人那么乐观，觉得振臂一呼，民众响应，社会就改变了，他认为社会改变的阻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民众，比如毕飞宇所说的杨二嫂与闰土之间的复杂而深邃的“人民与人民的关系”，也正如毕飞宇所说，鲁迅在告诉我们价值与真理“不一定”在民众的那一边，虽然它同样“也不一定”在统治者那一边。我们有理由相信鲁迅先生无论在什么时代都会保有这种悲观的怀疑，也正是这种怀疑造就了他彻骨凉意的深刻，造就了他独立的思想家的深度。
先生逝世于1936年，84年过去了，我想中国人依然没有读懂他，否则就不会有今天面对世界他国疫情我们那些诸如“一省救一国”“抄作业都不会”等“略显”盲目而自大的言论了。我意识到鲁迅同《红楼梦》一样，是民族的历史留给我们的伟大遗产，我们必须继承，而作为一名语文教师我责无旁贷地需要为这种继承奉献自己或许微漠的力量，这是我读《小说课》的第四个收获。（韩煜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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