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各种各样的文化，却一直缺少商业文化。
在封建社会时期，普通百姓被分为“士、农、工、商”四民。商即商人，小到来往叫卖的小贩，大到富可敌国的商贾，都属于这一类。但即便地位最没落的“士族”都可以在富可敌国的商贾面前可以趾高气昂，这就是古代社会“士”与“商”之间身份的差距。
商人在古代中国，如同“隐身”一族：商人不可以参加科举考试，更不可以为官，不可以穿丝绸衣服，也不许乘车骑马、持有武器。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人们一方面重商言利、锱铢必较，一方面却保持着精神的洁癖，提到商人就是“无奸不商”“商人重利轻别离”这样贬义的词汇。商业文化，缺少必要的土壤。
事实上，中国商人所遭受的苦难一点都不比文人少，为国家为民族做出的贡献也不绝比政治家少。在吴晓波所著《跌荡一百年》一书中，一代船王卢作孚在抗战期间是救国会重庆分会的核心成员之一，他在民生公司轮船的卧铺床单和职工宿舍的床单上都印上了“梦寐毋忘国家大难”的字样，以此激励国人的爱国之心。为报效国家，对日作战中，整个宜昌大撤退，民生公司的船只担负了90%以上的运输量，卢作孚只收取极为低廉的运费，在指挥运输的一个多月里，日夜不眠的卢作孚眼凹如洞，形同槁木。而在战时的大后方，华侨富商们孤悬海外、尚不为政府所控制，南洋华侨总会主席陈嘉庚发动商人捐献了一批药品和医用器材运到延安，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回国慰劳抗日军民，后来又先后创办了集美小学、集美中学、师范、水产、航海、商科、农林等校和厦门大学。再如李鸿章在1872年创办的轮船招商局，在诸多领域都开中国历史之先河，如在中国第一次引入股份制，创办了第一家保险公司，第一次收购外商资产……张之洞的汉阳铁厂，“汉阳造”步枪从辛亥革命一直用到了抗美援朝。李鸿章的江南制造局，造出了中国第一艘万吨巨轮，同时也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军火工厂。
中国并不缺少商业精神，甚至可以说是中国的商业传统在支撑着社会的发展和延续。往来叫卖、走街串巷的商人对货币流通、经济发展、文化交流甚至民族融合都起着的直接或间接的作用，陈嘉庚、卢作孚、张之洞等巨商的商业王国对国家的军事、教育也都有着巨大的影响。不幸的是，即使历史上曾有古齐国的鱼盐之富，陶朱公的积资巨万，及至近代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无论是状元张骞的经商还是菊生的印书，他们在力行“实业救国”，但这些都未能成为历史的主角，很少有人在笔墨间谈及他们在百年社会动荡中的遭际。中国的商人成了一个“下落不明”的隐身的阶层。
吴晓波的《跌荡一百年》一书，重新梳理了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百余年的中国企业史。这个一百年，封建灭亡，共和缔造，外敌入侵，近代商业的萌芽破土伴随着剧烈的社会动荡。但正如他本人在序言中所说：“这个漫长的写作计划，只是为了和遗忘对抗。”这本书最大的作用也是他的写作初衷，就是给那些创造了中国商业进步的人们一个公道。
改革开放至今，社会环境剧烈变化，商品经济繁荣发展，伴随着互联网行业的进步，网络经济也应运而生。商人的地位和作用逐渐被认同，他们不再是被隐身的一族，而是被冠以企业家的称号走到台前。2018是改革开放40周年，当年11月26日，《人民日报》公布了100名改革开放杰出贡献拟表彰对象公示名单，名单中共计有21位企业家代表，数字经济的创新者马云、“互联网+”行动的探索者马化腾、注重企业管理创新的优秀企业家张瑞敏等人均榜上有名。他们不再是隐身的一族，而是和袁隆平、邹碧华、申纪兰等人一样位列榜单。
对于民营经济，习近平总书记说：“民营经济的历史贡献不可磨灭，民营经济的地位作用不容置疑，任何否定、弱化民营经济的言论和做法都是错误的”。对于国有企业，他又说：“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
不仅仅对于商业和商人，对于每一个普通人，现在都是一个更好的时代，更适合干事创业的时代。我们要感恩于这个时代，珍惜和平安宁的大环境、经济发展的好氛围、社会进步的好势头，以己之力在推动企业发展、管理提效中出力出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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