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柏拉图所认为的“各个等级各司其职，兢兢业业，就是正义”。我认为这也是有一定借鉴意义的，他所说的这个等级各司其职如果是站在相对静止的阶级流动之上，那么柏拉图所说的正义是有一定的意义的。这样的正义能够让三个等级各司其职，各尽其责，他们发挥各自的美德和能力，相互协调，这样就会使城邦安定和谐，为城邦创造丰富的物质基础，也就是为个人幸福和城邦幸福创造物质基础。
家财万贯的克法洛斯能够摆脱俗世牵挂，宁静寡欲，所以他感到幸福。我认为有两个原因：一是家财万贯，这是物质基础，这是“根”，根深才能叶茂；第二个是摆脱俗世牵挂，宁静寡欲，这是“欲”，控制欲望，知足常乐，无欲则刚。
物质基础是“根”，根深才能枝荣，世界是物质的，没有物质人是不能生存的。而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任何一个个人不能孤立的存在于社会之外（即柏拉图所指的城邦）。在《理想国》的描述中，只有城邦发展，个人才能够获得幸福，城邦覆灭，无人能独善其身。正如《理想国》所述，我们个人要有正义，也要坚持“城邦的正义”，即人人做自己分内的事，各阶级理应具备各自的美德，不能相互僭越，城邦才能实现“正义”，也就能为个人创造物质基础，也就能达到幸福。
其次，因为人要生活下去，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欲”。但是，凡事总要有个尺度。欲望多了、大了，就要生贪心；欲望过多过大，必然欲壑难填。贪欲者往往被财欲、物欲、色欲、权势欲等等迷住心窍，攫求无已，终至纵欲成灾。
壁立千仞，无欲则刚。人的欲望是无穷无尽的，如果不对其加以控制，那么即便家财万贯，也得不到满足，因为幸福最基本的就是满足感。
纵使封建君王富有天下，普天之下皆王土，也不乏抑郁而终者。但对于普通人来说，幸福的确很简单：对于游子来说，幸福只是“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的牵挂;对于渴望丰收的农民来说，幸福只是“春种一粒粟,秋收千颗子”的收获：对于厌倦官场、渴望自由的政治家来说幸福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适;对于寻求认同、追求知识的人来说，幸福是“奇闻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愉悦。
总的来说，一定的物质基础和适度的“欲”是我们的生存生活的“需要”。而过度的“欲”就是人无穷无尽的“想要”。只有我们能够拥有生存生活的“需要”才能够拥有幸福的物质基础，只有我们控制过度的“欲”，限制我们的“想要”，才能够获得幸福。
关于社会分工
柏拉图认为城邦的公民分为三等：
赋有最高理性的哲学家是神用金子做成的，他们是理想国的立法者和监护者。国家的统治者应该是哲学家，这种想法在如今体现出不合时宜的特点，一方面哲学水平的高低和治理能力并不成正比，而且现在哲学的专业化也使得哲学水平和社会权力分离，或许夸张地抬高了哲学家的地位和品质，但准确地表达了一个国家领导人应该具有的品质，哲学家不一定是国家领导者，但是国家领导者一定是哲学王。
赋有意志的本性，勇敢善战的军人是神用银子做成的，他们是国家的卫士；只有情欲的本性的生产者是神用铜和铁做成的，他们安分守己，节制情欲，忍受劳苦，他们处于最下层，为统治者及其辅助者服务。
我对于他这两个阶级的分工是不赞同的，因为这是不现实的，军人应当是勇敢善战，赋有意志，这不错，但是勇敢善战的军人大多不是与生俱来的，有一部分来源于生产者，我们可以说这三个等级的人是可以流动的。如果在马克思主义所描绘的社会主义社会之中，物质水平高度发达，并且这三个等级的人的流动是相对静止，并不是绝对的静止。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哲学王不再是统治者，而是作为社会的管理者，社会矛盾的调节者，而社会分配因为物质文明的高度发达而减少甚至消失，也就是生产资料不再是人们争夺的对象，那么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也就不复存在，统治也就变成了管理。
还有一点就是柏拉图从个人、城邦两个角度出发，认为城邦应该由哲学家领导着军人统治着生产者。但我们很清楚，历史向来都不是由帝王创造的，是由历史中的劳动人民群众缔结的，把生产者置于最低等级，很容易忽视其在社会历史中的中流砥柱的作用。
柏拉图生活在小国寡民的希腊城邦，所以他的观点受限于他所处的社会环境，但他的诸多观点和美好的社会设想都对今日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借鉴意义和理想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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