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制度与大革命》，托克维尔的传世之作，中国当下社会的镜子。近日终于读毕此书，抚卷而思，试做如下感慨：
1，1789年之前法国，与今日的中国何其相似。在法国，经济上，生产力大发展，新的经济形式不断出现；社会结构上，三个等级泾渭分明，社会分化严重。在中国，经济上，正对应了新兴的经济力量，比如民营经济崛起，互联网经济，大数据，当然也包括萌芽中的中产阶级。社会结构上，既得利益集团死抓着庞大的蛋糕不愿撒手，其他阶层在财富和社会地位、民主权利上的诉求日益激进，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凸显。
2，法国大革命以宗教革命的形式为发端，正如当下的中国，一切改革都以司法改革为抓手。从宗教出发改革社会是容易的，宗教天生具有的悲天悯人的情怀和对弱者保护的使命，使人民的大多数的想法都诉诸在宗教上；宗教只考虑抽象的人本身，只调整人与人之间一般的权利义务而不问具体。与之相似，今天在中国，司法改革可以说是最容易成功、最容易结出利好的手段。法律是有形的、稳定的，法律的修改是有着明确的程序的；司法队伍的人员构成可以说是中国所有国家权力机构中专业化程度最高的。司法改革直接产生调整社会利益格局的结果，并且直接撬动国家的组织机构架构。这些都决定了我们国家的整体改革必然以司法改革为起点。
3，在大革命之前，法国已经进行了一些改革，自由、民主、平等是思潮已经进入了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大脑，在土地、税收、世俗权力等方面统治阶级已经做出了很大的让步。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些顺应时代潮流的改革措施反而激起了下层被统治人民的更大的愤怒，最终造成了大革命这一无法挽回的局面。联系到中国的今天，我们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是否有极大的共识作为基础？是否已经考虑充分而不会陷入不平衡的境地？是否有妥善的预案，改革不会过分激进？最后，如果真的发生了革命，我们做好准备了吗？
4，18世纪的法国，是高度中央集权的法国。行政监督、行政司法、官员豁免，等等等等，既是中央集权的体现，反过来又强化了中央集权，造就了一大批既得利益者，使中央集权更难被打破。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着深厚的中央集权国家基础。自从儒家统一华夏，魏晋风流灭失殆尽之后，中国就再也没有过自由的行动和思想，从此在漫长的、被统治的黑暗之中默默前行。建国之后，此一情况经过历次运动尤其是文革，直至开始一门心思发展经济，也没有得到根本上的扭转。具体而言，中国就像任何一个大国一样，行政权力的扩张、行政机构的肿胀简直令人无法相信，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行政诉讼之难，这点任何一个法律人都深有体会。人大、法院都被架空：人大的人员是被“安排”和“照顾”的，法院是地方政府的下属单位，有时甚至连民事案件都不立案。如此的“三权分立”，毫无监督可言的机构设置，怎能不让政府掌握全部权利，颐指气使，任意而为？怎能促进社会效能提高、上下流动通畅？陈旧的既得利益集团继续在全体公民的财富上随便采撷，行政权力不但没有遏制这一现象，反而同他们结成了再牢固不过的同盟，正所谓“权力在市场中卖了个好价钱”，行贿与寻租俨然已成东方古国之一独特现象。
5，革命前的法国，首都巴黎已经压倒外省并进而控制了全国。中国也是一样，大量的社会资源和人才都集中在少数几个城市，年轻人中间已经诞生了一个新词汇——“北上广”。因此这屈指可数的几个超级城市不得不在准入门槛上进行限制，所以北京的户口在黑市上就卖到了若干万元人民币（绝对六位数以上）。进而，中国更大的实际是城市与农村的矛盾。城市当然有吸引力，但这吸引力是致命的。城市越是发展，农村就越是贫穷，城市使农村更加破败。之后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诸如农村孤寡老人、留守儿童、临时夫妻等等，都是这一病症的副产品。（孔宁）
公众号：pcren_cn（长按复制）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