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的历史从来只有气势如虹，不想还能以如此细腻的方式诉诸笔端。
《万历十五年》置于历史上一普通年份，择代表性人物，描其心路历程，绘彼时社会情境，条分缕析、鞭辟入里，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诸多方面深刻揭露了明朝时期国家治理的缺憾不足，全书行文流畅优美，文采卓然。
本书通过描写皇帝万历，首辅张居正、申时行，官员海瑞，将领戚继光，哲学家李贽的人生，管窥一隅，展现了当时朝政社会的方方面面。从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当时，这些富于社会影响力的人物，纵然贵为天子、能臣，又或是满腔抱负之道德标杆，在历史进程中都无法实现自己施政谋事的理想，亦无法运用权力及精神力量之长，补救一朝组织、制度及技术之短。
遇到社会集体中无法调和的矛盾，他们曾尝试发掘聪明才智，寻求破解之法，然而建朝初期即存在的根本性问题日益凸显，非凭一人之力可以力挽。
01帝王与文官政治
明朝的帝国发展至万历十五年，重文轻武的风气业已形成，文官集团势力逐渐稳固，文官派系错综复杂，“这一帝国无崇尚武功的趋向，也无改造社会的宏愿，它的宗旨只在于黎民不饥不寒的低标准下维持长治久安”，本朝以抽象的道德为施政的根基，以促进文官集团上下通力合作为朝廷最大的任务。然而，皇帝与文官有意的不合作，逐渐使帝国陷于深渊。
少年登基的皇帝万历，在臣僚的教育之下长大，被迫纳入朝臣设置的规范之中，个性发展受到限制，可以说，“其权威产生于百官的俯伏跪拜之中，实际上所能控制的至为微薄。”即使首辅张居正被清算，大伴冯保被驱逐出京，万历皇帝所获的政府大权仍受到种种约束，文官集团的强大力量，强迫其处理政务时摒斥个人意志。在与朝臣旷日持久的博弈中，立储问题迟迟无法解决，看清真相的万历皇帝逐渐心灰意懒，对这个操纵实际的官僚集团日益疏远，最终放弃了励精图治的政治理想，采取长期怠工的消极对抗。
自此，虽有首辅申时行运用人事手腕，居中调和折衷解决问题，文官集团内部的平衡却难以维系，利益冲突时常爆发。仁义道德的精神力量和物质引诱的官僚腐败，使文官们走上截然不同的道路。
02百姓与财经法制
显然，海瑞在官员群体中属于前者，他注重法律且执法不阿，极端廉洁诚实，然而行事却颇受争议，甚至有“志大才疏”的批评——这集中体现在他试图一一裁定解决民间高利贷诉讼一事上。海瑞出于对农民群体的同情，一心想要办好手头的高利贷诉讼案件，鞠躬尽瘁处理各种琐碎事宜，却未能窥及本朝立法的本质精神，即“法制仅为一种行政工具，而非被统治者的保障”。
本朝缺乏有效的财政货币制度和商业法律，财政上实行地方自给，致使上级机关无法统一管理，总揽收支；税率长期凝固；缺乏货币调节机制。以上种种使得政府缺乏资金，农民无法从政府借贷，民间借贷自然愈演愈烈。
实则，立法出发点自“治理百姓”开始，便无暇顾及社会民事的细枝末节，失去了统一的裁度标准，此类经济案件也就只好根据社会习惯加以调停解决，百姓的得失，往往决定于审判官的一念之间。因此，海瑞的个人努力无法撼动问题的根本，达到理想中的公正，反因多方利益的弹劾被迫退休，离开他为国尽忠的岗位。
03将帅与军备力量
前面我们所说的政治经济局势，指向了本朝国家治理的特点，即是一文人治国的农业国家。
武力的冲突与文人的中庸本就存在着截然相反的特性，“帝国的文官一贯以保持平衡作为施政的前提，如果事情弄到动用武力的地步，对他们来说就是失败的象征”。在军政方面，总督巡抚由文官担任（可指挥各级武官），军方人事的任免以及补给、交通也统统由文官主持。在此种大背景下，武备废弛，军事制度设计粗陋，军事科学发展停滞，军事人才装备配给不足，军事组织不断衰退。
直到倭寇势力大涨，统治集团穷则思变，一代将领戚继光才得以发挥其光热。戚继光组建新军，根据倭寇的进攻特点设计了团队配合的战术，树立铁一般的纪律，通过刻苦训练提高士兵的作战能力，加以周密部署指挥，“胜利记录无出其右”，此支新军也因其独有的色彩，被誉为“戚家军”。
戚继光与他的这支个人部队功勋卓著，在当时长期抑止的军事领域过于突出，以致在文官的心目中演变为国家的威胁。加上，戚继光的成功离不开张居正的大力支持，于是，在文官集团清算张居正的浪潮中，他被参劾斥退。
英雄末路，晚景悲凉，戚继光的一生辉煌依然。在无法改变的时局背景下，戚继光发挥人事、政治才能，在私人关系上寻找出路；求真务实，抓好一点一滴、一招一式、一战一局，聚沙成塔，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可惜，这种成功也仅是局部且暂时的。
世间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万历十五年》的种种分析显示，明朝国家治理体系自洪武皇帝创立沿用至万历十五年，未能与新的社会态势相适应，以道德为指导的施政原则，无法弥补制度和技术上的缺漏。它太过陈旧，太过简单，太过僵化，致使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发展趋于凝固。
自然，在停滞的惯性面前，改弦更张就变得十分困难；在庞大的社会机器面前，个人的力量亦显得十分渺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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