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却各有各的不幸”。我们可以将这句话缩写一下。幸福都是相似的，悲剧却各有千秋。
古往今来，人对于悲剧的领会，几乎是一切文学艺术的起源。人们对于美的赞颂，却好像是千篇一律，甚至像是空想，让人心生虚无。而前者却让无数的天才在往返之中留下让人沉思的篇章。
看看呼啸山庄里的悲剧吧，那种极其荒缪又现实的困境，仿佛一种魔咒，山庄里的人无法从中解脱。庄子则选择另辟蹊径。庄子仿佛也是看到了什么，从而从现实走向超越，那种内心冥寂，无处不在，无物不化，与四时而动，与天地同辩的逍遥，仿佛为人开了一扇门。庄子看到了什么呢？
上述两个例子，代表两种态度，一种是存在，另一种是超越。但从这向因果链的前一端回溯，他们看到什么呢？
人是生而自由的，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卢梭的这句名言，无意中道出了人类的处境,人生而遵守着宇宙的规律，但在精神的世界里，仿佛有什么生命的规律昭之不去,那就是一切的苦难的起源。
人无论在思辨中或是在行动中，要不遵守理性的法则，要不不顾一切的寻求自我的律言。前者走向了何方？而后者的命运在历史中不断涌现，那就是无尽的盲目。而人类往往是在这两者中间的,当人类的理性意识被唤醒，精神得到了那源于自然法则，遵循逻辑的庇护时，却也发现，理性终究是理念性的。像是遥不可及的悬设，甚于虚无缥缈之上,人若是理性的机器，便给自由律判了死刑。而所谓的律言，则终究是心取相的结果，面临的是无尽的幻象。
这两种困境的起源是什么呢？
人精神世界的发展中可以找到答案。在文艺复兴以前，从古希腊的努斯与逻各斯精神开始，人的自我意识的萌动，揭示了人类的两种本能。其一是自由律，其二是以因果律为代表的理性。从此，人慢慢的看到了自身的困境。第一，理性的发展与揭示理性之不可能的矛盾。其二，自由律在指导人走向困境与人的思辨欲求的矛盾。
从苏格拉底的悲剧中，我们仿佛看到的是第一种困境。苏格拉底的毒酒祭奠了全雅典的良心。苏格拉底的一生，就是追求真理的写照。人们对他的轻蔑要不是那种无知的恶，要不是那种被戳破的羞愧产生的残忍。前者属于无意识，后者属于欲求原则的非道德。这两种罪，都不自觉或自觉的将良知灌以毒酒。
无论是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他们的体系都是对真理的探索。前者以努斯精神为主旋律，后者是为逻各斯精神所指导。前者追寻的是自由的善，后者是理性。但最终都不能让人满意,柏拉图对于自身的体系也归于理念（idealize）的，即无法触碰的迷梦。而亚里士多德对于宇理性在指导思辨中法则，也只能算是起步而已。罗素认为，亚里士多德的功与过只能算是齐平。他对于存在与是者的混淆，就是中世纪一千年黑暗的一个契机。
到了近代，enlightenment这个词很好的说明了人的状态。那就是启蒙!理性的呼喊成为压倒式的声音,人们都在为这个理想添砖加瓦，仿佛这成为了唯一的希望。思想家们都在用自己的话语诠释着理性,理性的主题之下，各种各样的学说纷纷作为，仿佛真理就在人们的努力中不断显现出来。
一个先行者，在思想的高山中沉默了十一年。
对于理性，康德这里的理性不是那种泛泛的即遵循逻辑，自然因果律等等理性法则的理性。康德称之为一般理性。而康德谈到的理性则成为纯粹理性，即作为认识先验理念的人先天具有的能力。而这两者的关系是，后者是前者的起源，即作为主体的人内在的渊源域。从这看来，康德这一做法无疑是釜底抽薪的。
康德对于理性的贡献，既是揭示，又是终结。他从上帝的手中夺过了理性。但结果又是一种悲剧。对于先验理性的二律背反，人类什么也不能做。人类的困境终于被揭示出来。同样被揭示的还有他的不可超越，不可调和。这同时又是一种警告，那就是人们不能超越自身去认识自在之物，以及人们在理性的思辨中不可避免掉入二律背反的深渊。仿佛一切都是徒劳。人们对于自身困境的认识终于清晰出来。
理性到此已经从天堂一般的幻梦，变成了残酷的限制。倒是应了尼采的呼吁：“上帝已死”。人类所引以为傲的精神家园，破碎了。
这，可以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启示呢？
当理性的神化破灭了，其实是人类的神话消逝了。人类之理性，再也不是一个人类中心主义的源流。在森严壁垒的自然中，我们从洞穴中开启一个个契机，催动着人类的发展。我们曾经引以为傲的人类之理性与行动的鸿沟，我们蒙蔽了一些什么呢？
我们谈到的理性，从现象学的还原中，可以看到它，其实有很多种意向性。
作为人类认识先验理念的能力遵循逻辑自然因果律，演绎法则的思辨态度，前者，是一切人类知识的起源，而后者是人类区别于一切动物的特质。
他们分别面对两种困境。理性能力的局限性使人类无法超越自身导致在认识中先验理念与自身的二律背反。理性的态度，在行动中与欲求的矛盾必然的导致实践在时间与空间中这个态度分布的各向异，从而使主体的理想与现实的不可调和。综合来看，这都是实践与理念的冲突。不过是更深层次及到人类能力与本质的冲突。
东方有些思想家，因为现实的困顿，走向神秘主义后，却与这一千五百年后的困境相遇了。也可以反过来说，西方的人性论，在绕了一大圈之后，又回归到了看似朴素简单的人生观问题。但之于这两种思想的航线，哪一个优越于哪一个，我认为这个问题始终都是存在着某些力量的引导而使其有意义。
面对这样的冲突，人的态度可以分为两种，坚持理性在行动中的主导地位，而轻视别的什么法则，以非理性的思辨倾向，用自由律超越自身的困境。而这两种态度，又回归到了古希腊的两大人的精神，前者是逻各斯精神，后者则是努斯精神。后者在东方的智慧中普遍的存在着。在其理念世界中，通常都会附带极其高的审美价值。因为美的一个意义就是对人的精神自由的肯定。
典型的有老庄思想。以坐忘，至虚守静修养功夫在精神的世界中，达到无物不化，无所不至，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逍遥。在认识中，达到道通为一，是非两行。自因是最基本的存在的条件，那么经过修炼，在精神的世界中，他们的思想连自因都被淡漠了。
而前者，是孔孟。但把孔孟归为理性主义者，就犹如把朱熹归为科学家一样不可取。只能说，孔孟提出的的理想人格，倘若把知天命，立于礼，舍生取义这三种特质改为理性倾向去洗时代教条的话，那尚且可行。还有一种情况，是逾于两者之间的。一方面是思辨的强者，一方面在其思辨中能保持着与非理性的一定距离，又能走向精神的自由。那就是在菩提下证得无上正果的释迦牟尼。他可以说是较好的结合了理性与自由的代表。不住于相，经过修炼，阿赖耶识被层层洗去，成就般若智慧和无上正等正觉。一切有为法，如露亦如电，如梦幻泡影，而能作如是观。通了无上甚深微妙法，经了百千万劫难。恒河沙数布施视作不住相的百千万分之一。
这种境界论，和老庄一样都是对人的自由的很好的诠释。
而在现代，这三种的代表，第一是后现代主义，本质主义。第二是存在主义。而生活，就在这两种之间。一方面是理念建构倾向，一方面是解构倾向，在两者中间的，就是审美。（钟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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