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与政治》是马克思韦伯的两篇演讲稿合集，两次演讲的时间分别在一战的1917年和一战结束后的1919年。两次演讲的主题分别为“学术作为志业”和“政治作为志业”。“志业”（Beruf）对应着英文里的“vocation”和“calling”，而calling则让人联想起韦伯在其代表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里的所提及为上帝增加荣光的神圣事业。韦伯出生在一个德国的富裕家庭，虽然年轻时不乏叛逆之举，却不妨碍他在25岁便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并在柏林大学任讲师。韦伯的后半生都与疾病相伴，但他依旧著作颇丰，除了《新》以外还有《经济与社会》，《儒教与道教》等知名著作。作为社会学奠基人之一的他，除了在学术上有所造诣，他在当时也积极的参加各类政治沙龙讨论，可惜天不假年，韦伯病逝于1920年，年仅56岁。
在两次演讲中韦伯分别论述了他眼中学术和政治作为志业应有的形态与面貌，以韦伯的原话是“学术作为一种物质意义下的职业，具有怎样的面貌”而不是“人的政治行动应该具有什么内容”，韦伯希望通过两次演讲能警醒青年人选择学术道路和政治道路意味着什么？但是韦伯这一问题也建立在“政治家的工作内容的讨论”可以独立于政治本身这样一个前提上。在学术研究逐渐将古代社会统一图景祛魅之后，曾经唯一的终极价值不得不面临“道术将为天下裂”的“诸神之争”的局面，大家信奉着不同的神祇彼此攻伐。韦伯看到了这一趋势并认为以学术为职业的教师教授们不应该使课堂成为布道之地：即使作为老师，也没有资格“在如何操持生命的问题上，以‘领袖’自居。”而学术本身除了能够给我们提供思考的方式和训练以外，还可以让我们保持“清明”，如何在目标和手段之间权衡，如何服侍已经认定的神。甚至于韦伯更是做出了一个极端的论断——“生命便只知诸神之间永恒的斗争。或者说的更直截了当：对生命采取的各种终极而一般性的可能立场，是不可能兼容的，因此其间的斗争，永远不可鞥有结论。这也就是说，在它们之间，必须要做决定。“韦伯的多元主义滑向了绝对多元主义，最后的诸神之争无可避免。另一方面，被理智化不断推动的学术发展，却是建立在一些远非不证自明的假设上，追求学术本身是一件有价值的事情吗？学术无法为其提供答案。就像我们初入财大了解的经济学所研究的范畴是有限资源的分配，但是这分配必是有意义的吗？这无差异曲线上每一个等效用点又是否只是一种天真的信仰？当然，我们未经审视便已开始了学习不是吗。学问的价值何尝不是一种信仰？韦伯所引托尔斯泰的回答，学术没有意义，因为它无助于我们应该怎样生活这样一个问题。而也正是学术的祛魅使得古老且一体化的世界观及其文化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它助长了虚无主义的产生。
韦伯并没有给这彻底的虚无主义提供出路，同时他也要求我们承认自身面对这无尽虚无时的孱弱。
在第二篇《政治作为志业》的讲稿中，韦伯带我们回顾了从封建时期走向中央集权再转向近代资本主义的欧洲政治史，尤其对英美德三国的政治体制和政党文化做出了分析。而将政治家分成了依赖政治而活的政治家与为了政治而活的政治家，而后者应将其生命热情倾注于政治事务之中。“对于政治而言，决定性的手段是武力”，“政治的客体唯有用武力才能解决”，因为而以政治为志业的政治家，须持有“信念”，不仅需要头脑更需要按照责任伦理行事，将责任伦理与心志伦理合一。韦伯深切的反思在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下，政党政治和民主处于怎样的相互运动与发展，美国的政党政治中的猎官与“老大”如何通过资本主义体系腐蚀民主，也正是因为如何，韦伯对其理想政治家的定义更体现了其对“政治强人”的呼唤——一个洞察敏锐，饱含热情而又能勇敢承担责任的政治强人。但是结合当时一战后德国战败的德国政治生态，韦伯的理想却是无可厚非的。
相对而言，韦伯的第一篇演讲对我的触动更深，倒不是因为我国当前的政体让我无需思考第二篇演讲所涉及的话题，而是“诸神之争”切实地发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这不是佛教，天主教，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之间的信仰之战，这可以是功利主义与道义论、消费主义与女权主义，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方方面面的“战争”。我们可以惊讶地发现一个深交已久的朋友在关键问题上却信仰着其他神祇而与之疏远，我们也可以发现自己与曾经争得面红耳赤的“辩友”在若干话题上持有出奇一致的立场。而这看似的绝对多元主义却很难促使我们彼此信服。更不要提被一个意外事故和怀疑主义假象打破的梦想。如果不再乐观，我们的信仰又该何去何从。绝大多数人没有康德那样通过自律而实现自由的道德观，也没有尼采那样崇尚超人与突破的勇气，只剩下全景敞视主义里不断为微观权力所拨弄的贫乏心灵。
在此次的肺炎灾疫中，我们看到一个从2003年非典后建立的全国性传染病通报机制是如何走向失效，一个个“吹哨人”是如何被当局警告，举国体制是如何在中国男足之后再一次让我们失望，“有朋自远方来虽远必诛”的一句戏言变成在口罩短缺的情况下让不戴口罩上街的公民被全民辱骂，红十字会如何再一次走向风口浪尖，一个个自媒体怎样突然销号噤声，更可笑的是，传统中药作为学术成果的一部分乃至是安慰剂再一次走上了舞台。终于我们惊讶地发现，原来中国梦的信仰可以被挑战，而一旦失去中国梦之后，我们还剩下什么？
就像讨论是否应该容许灾疫期间物价的上调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更滑向了政治，财大主导连续十年的地方财政透明度的评分排名也在2019戛然而止，在这片领土上，学术和政治未曾分离，学术也就与“信仰”未曾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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