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绍其裘毕其功

２０世纪文学的主潮肯定是以“新文学”为标志，但这种新文学主潮的形成仍与代表其源流的那些优秀的古典传统有着许许多多、千丝万缕的联系。正是从这样的意义上讲，２０世纪“五四”之后，中国出现了新诗并昭示了诗歌未来的方向，但代表中国诗歌优秀传统的诗词却并没有消亡，非但没有消亡，反而在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等国学大师以及鲁迅、郭沫若等主倡新文学的作家的笔下闪烁出夺目的艺术光华。“萧瑟秋风今又是”，“风景这边独好”，２０世纪中国诗词以其无法忽略的成就生存于现代诗坛并成为读者眼前飘过的一道极为亮丽的风景线，也正因为如此，当吴海发老先生将其积二十年之功，克绍其裘，付梓完成的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８０万字的《二十世纪中国诗词史稿》（以下皆以此称《史稿》）送我一阅，则更坚定了我的这种看法。

这部《史稿》分上下两卷，六编二十五章，集１００多位诗人，数千首旧体诗词，时间跨度纵贯整个２０世纪，内中既有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等跨新旧两代的学人，又有鲁迅、郭沫若等引领新文学的先驱；既有柳亚子、于右任等以诗人名天下的社会名流，又有蔡元培、马叙伦等献身教育的贤达名家；既有张澜、沈钧儒等爱国民主知识分子，又有齐白石、张大千等艺术界大师；既有吴宓、唐圭璋等崇尚国学的知名学人，又有胡风、田汉等左翼文化的战士；既有周作人、俞平伯、叶圣陶等文坛宿将，又有董必武、陈毅、邓拓等革命旗手，既有陈寅恪、吴祖光等旧学渊源深厚的大家，又有启功、厉以宁等当代名人……作者以非凡之力聚沙成塔、集腋成裘、搜奇寻胜，将２０世纪以来被新文学的大潮冲击到时代的边缘而似乎被人们遗忘、忽略的那些“奇珍”，一一拾寻起来，汇成一部颇见功力的大书。

晚清以来，旧体诗内容上酸腐、虚假，表达形式也成为诗情诗思的桎梏，但具有新思想的新文学先驱们对旧体诗“艺术的巧妙”则“非常惊服”（俞平伯语），五四时期开一代诗风的郭沫若也认为：“在旧诗词和民歌民谣中，确实有不少东西值得新诗人学习。”鲁迅和郁达夫等则以娴熟的艺术将具有现代思想内容的旧体诗创作推上了新的水平，在评价郁达夫的旧体诗时，鲁迅说其上承唐韵，而鲁迅自己的旧体诗亦颇有唐人之风，其因就在于郁达夫所说：“音乐的分子，在旧诗里为独厚。”正因为如此，新文学的创造者们一方面着意于新型文学的建设，另一方面也不厚今薄古，对旧体诗词这一优秀的中国文学形式一味地“泼脏水”，而是以灌注新思想、新内容的方式赋予旧体诗词以新的生命。这在鲁迅、郭沫若、郁达夫、朱自清、老舍、王统照、丰子恺、田汉、胡风等２０、３０年代的作家中是如此，在毛泽东、朱德、陈毅、邓拓、臧克家、钱钟书、赵朴初等当代诗坛十分活跃的诗人的笔下也佳作频出，形成了当代旧体诗词创作蔚为大观的可喜局面，而以上诸家在《史稿》各章节的论述中皆有切实之论。读《史稿》我有一个感觉，这是一部厚重之作，８０万字的篇幅、上百位诗人、数千首散见的边缘化创作、诸诗人写作中的佳话趣闻、重点诗人诗作的解读与史学评价、结构性的“史撰”框架。显然，这样的著述绝不是时下某些学风浮躁的快手们所得意的快捷之作，也不是那种专门猎奇探幽、寻求古奥的古董家们把玩旧物的独赏之趣，而是著者本着对中国诗歌最优秀的传统的敬慕和对２０世纪那些最精美的旧体诗词创作的倾倒以及情有独钟的研究心态，并将之当作一件“文化工程”而加以打造的心灵之作，也许书中的论述有不足的存在，对相关诗家的评价可能有所不当，作为一部“史论”，其体例、构架方面亦有颇多值得讨论之处，但以一部专门的论著集中发掘、梳理、整合２０世纪旧体诗词并对之进行一种专业化、体系化、历史化的学术研究，这在目前国内学界的相关研究中当属罕见。十年磨一剑，功到自然成。吴海发老先生积二十年之力写成的这部大书，我以为，一方面为２０世纪百年历史过程中中国旧体诗词创作建立了一座系列文库，填补了新文学史偏于描述自身而忽略了他者存在的不足，另一方面也为我们反思２０世纪新诗所走过的百年历史及其经验教训提供了具有新的价值体系的文学参照。

旧体诗词创作热的兴起，确有其历史的内在之因，作为“定格”“成熟”的中国诗歌与文学表达形式，古体诗词已是中华文化的标志性存在，无论历史怎样变化，只要国学与汉语文化存在，格律诗词就不会消失，就会有永恒的生命；其二，新诗走到今天，不可能再回到格律诗词时代，但新诗的未来与发展倒应去中国诗歌的长河里寻寻根，应在民族文化的富矿里去探求艺术的潜质，中外诗歌史上那些真正的传世之作，莫不在传达民族文化方面为人所称道；其三，无论新诗或旧体诗词都应与时代紧密结合，特具一种“风云气”、“时代潮”，此从２０世纪梁启超、秋瑾、鲁迅、毛泽东、陈毅等擅写旧体诗词的诗人以及郭沫若、闻一多、艾青、田间等新诗人的创作中可见一斑。由上，旧体诗词在２０世纪依然与新诗并存，进入新世纪再次兴起创作热潮，不是没有原因的，吴海发先生这部《史稿》从某种意义上，即是对这一现象的学术回应。（ 肖向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