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兴红船故事：“红船故事”的“新讲法”

“红船故事”的“新讲法”

——关于查杰慧《红船驶入少年梦》

查杰慧新作《红船驶入少年梦》所取的创作路径颇引人关注。该书以嘉兴市实验小学603班“红色探险者小队”完成“红船少年先锋行”活动任务为主线，结合“神秘人”的来信邀约，探寻嘉兴南湖的百年历程。作为“红船故事”的一种“新讲法”，《红船驶入少年梦》并不拘泥于表征层面的史料呈现，相反，查杰慧在写作过程中显然有意识地试图形成历史维度与现实维度相呼应的动态叙述模式。

《红船驶入少年梦》所涉及的“红船故事”，其一便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嘉兴南湖胜利闭幕的前前后后，这也是“红色探险者小队”得以展开“红船少年先锋行”活动任务的重要前提。书中的主人公查一暖曾向她的小伙伴们抛出了这样的疑问，“当年一大代表为什么选定在嘉兴南湖而不是别的地方作为续会地点呢？”“这里是否有偶然性？”而正是根据这支“红色探险者小队”的探访追寻与资料梳理，使得阅读该书的读者们更加明晰地意识到：中共一大选择嘉兴南湖，有历史的偶然性，却又有现实的必然性。但查杰慧并没有将“红船故事”收束于1921年那个伟大的历史时刻，他借助“红色探险者小队”的具体视角与行为实践去强调“红船故事”与“当下”的紧密联系，这显然也有效打破了很多人有关“红船故事”的固有认知观念。如查一暖与父亲“杰哥”在餐桌边讨论“红船精神”、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南湖画舫”传承人韩鸣华制作红船模型的经历、“红色探险者小队”采访南湖革命纪念馆讲解员袁晶等细节线索，其实也构成了一类发生在“当下”且具有浓厚生活气息的“红船故事”。也正因如此，《红船驶入少年梦》中的“红船故事”不断延伸着其历史轨迹、丰富着其时代内涵。嘉兴南湖，作为“红船故事”的起点，借由不同年龄阶段、不同身份角色的旁观者形成了迥异的阐发与启示，与此同时，相应的阐发与启示最终融入“红船故事”，激活“红船故事”的内核，拓展“红船故事”的范畴边界。

值得一提的是，我在阅读时格外在意的，是《红船驶入少年梦》所包含的“红船故事”内嵌着“成长”这一叙事关键词。某种程度而言，我甚至将《红船驶入少年梦》理解为是一部“未完待续”的“成长小说”。这支以查一暖、陆志远、张伦凯、赵乐乐、蒋一雄为代表的“红色探险者小队”，不仅是历史向度中的“红船故事”的聆听者与追寻者，她们无疑也是当下、未来所发生的“红船故事”的积极参与者与讲述者。“红色探险者小队”在参与相关活动任务的过程中，不断强化自身的地域认同感、国家荣耀感、民族自豪感，进一步认识到“我”在“红船故事”“红船精神”之中的位置与责任，并借此获得精神层面的成长与塑形。这恰是“红船少年先锋行”活动尾声处查一暖所真切感受到的：“确实，查一暖她自己也感觉长大了，懂得了更多。‘神秘人’已经和她一起走入过历史，探讨过哲学，甚至经历了那些头脑风暴和困难挫折，这些已经是一笔财富。”

而关注书里这支“红色探险者小队”的人员构成，能够体察到查杰慧在讲述“红船故事”的同时，也在认真思考如何讲好一个“中国故事”。“红色探险者小队”的新成员陆志远来自北京、李佳星来自贵州。北京、贵州，都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中需要铭记的重要地理坐标，而一次次特殊的任务，一次次意外的相遇，让原本居于不同地方的少年们相聚在嘉兴南湖畔，且因所闻所感的“红船精神”而最终形成一种伴随自己成长的“红船精神”。

事实上，在当下的文艺创作界、学术界，如何讲好“红船故事”，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是异常关键却又极具难度的议题。尤其是面对机遇与挑战并存的世界格局，有关“南湖故事”，有关“中国故事”，需要摆脱机械性、重复化的“讲法”，与历史、时代、群体、个体产生有机的承接与共振。《红船驶入少年梦》通过妙趣横生而又富有深意的“讲法”，重新审视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这一现实语境下的“红船精神”，以及一群朝气蓬勃的少年怎样在追寻“红船故事”历史踪迹的同时，书写属于自己的“红船故事”。而《红船驶入中国梦》中提到的种种生动的“红船故事”，也是新时代重塑“嘉兴形象”、传播“嘉兴声音”的必然诉求。从这一角度来讲，查杰慧的《红船驶入中国梦》为当下众多文艺创作者讲述“红船故事”、阐发“红船精神”提供了新颖的考察样本。

来源：中国艺术报 顾奕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