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合花》：一朵永不凋谢的文学之花

就短篇小说而言，《百合花》应该是我读的次数最多的作品。从最初的记住了“茹志鹃”这个作家，到现在体味到《百合花》轻盈之下的厚重，精短里的辽阔。具体读了多少遍，已无从记起，但有三次阅读，让我印象颇深。

中学时代的语文课本，让我与《百合花》首次相遇。这样的阅读，完全是被动式的，而且目的性相当精确，为应付课文后的题目，为应对日后的考试。不得不说，中学毕业后三五年，那些阅读基本上都还给了老师，随课本消失在岁月里。但《百合花》这个名字印在我的记忆里，小说中“我”与通讯员走在路上的那个画面，更是时常从遥远的过去跳到当下生活中。年轻通讯员的举动，在文工团女创作员看来，种种不解中，好笑而有趣。依然记得，当老师在讲台读到这个片段时，教室里笑声一片，同学们乐得东倒西歪，男同学们尤为夸张。青春的男孩们，谁都是这位通讯员的翻版。害羞的通讯员，赢得了我们的赞许。同时，我们还有些小小的得意，这女创作员居然猜不透我们男孩的小心事。女创作员与男通讯员一路上的一个个细节，如同静静河面上奇妙而又令人回味的波纹。我们可以从通讯员身上读到许多，纯真而又美好的情感，飘逸淡淡的花香，真的让人心醉。情窦初开的男孩如此，而之于士兵，如此的写法，实在是妙笔。这一点，我从军后，更加敬佩茹志鹃对于人物内心的把握，对于军人情感既勇敢又真切的表达。这种处于成长期的情感，朦胧且具有不确定性，极度的敏感，而又试图不断地消解。这其实是人类情感中十分可爱之处。不仅是男女之间，我们面对生活中的许多环境、对象或事件，都会有这样的反应。这也是普遍人性中的纠结心理，将自身置于两难之间，欲罢不能。从这一意义上而言，我们一生都是路上的那个通讯员。而茹志鹃的这一状写，既是具象的生活，又有极为丰富的意象之味。

当兵入伍第二年，我在武警中队图书室看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茹志鹃小说集《百合花》，自然就翻到了《百合花》。那床撒满百合花的新被子，一下子铺满了我眼前的天空。虽然到这个时候，我并不知道百合花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花。此时，我是军人，我的阅读也多了一层军人的身份。自我到部队后，每逢节假日，驻地的拥军服务队就会来帮助我们拆洗被褥。拥军服务队里多半是大姑娘小媳妇，我很自然就把她们和《百合花》里的新媳妇联系在一起。看着她们说说笑笑，手里的被褥在盆子里溅出水花，我有了回家的感觉，甜滋滋的心情难以掩饰。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眼前的一切温暖与感动，远没有茹志鹃笔下的新媳妇那样光彩照人。“新媳妇这时脸发白，劈手夺过被子，狠狠地瞪了他们一眼。自己动手把半条被子平展展地铺在棺材底，半条盖在他身上。卫生员为难地说：‘被子……是借老百姓的。’‘是我的——’她气汹汹地嚷了半句，就扭过脸去。”平常的文字，极具动感，产生了电影镜头都无法企及的冲击力。作为军人的我，开始把《百合花》中的通讯员与我以及我的战友们进行比对。不得不承认，面对新媳妇或女兵等年轻女性，我们似乎都走进了茹志鹃的笔下。

2000年的时候，我在写长篇散文《枪》和文学评论《军旅文学中的枪》这两篇文章时，再一次细读《百合花》。通信员的枪管插上的那枝野花,让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震撼。中国近现代战争文学中的枪，只是单纯的武器。没有任何的意象和隐喻，只是消灭生命的一种工具。一把刀、一张弓箭甚至是一把锄头，只要可能致敌于死地，是不是枪已无关紧要。枪，已回到了最为原始的世界。当枪的使用功能渐渐退化或者说在和平的营区里，它的这种功能得不到体现时，取而代之的必将是审美功能。其实，世上的许多事物都印证了这一规律。成为艺术品的枪，在作家的笔下如诗如画，精确到位的描写，让枪越来越面目清晰，我们可以看到枪上最细小的特征，一行行文字使枪像一张照片甚至让人有触摸之感。与此同时，枪被拟人化了，随着军人的意念“变脸”。即便是一笔带过，营区里的枪较战场上的也会生出耐人寻味的意蕴。这枝野花，或者说通信员在枪上插枝野花的行为，意义在于，枪所体现的血腥被弱化了，一种美好的向往或生活姿态浮现出来。这种叙述是稀有的，也是难得的。一支枪和一朵野花，便这样载入了文学史。到如今我都极端地认为，我们文学作品中写尽了枪的神韵，枪的万般气息，但茹志鹃笔下的这支枪，是最独特的。战争与和平，军人与普通人，甚至人生的一切意义，都在“枪与花”这个细微的画面里。

我很难想出，还有哪部作品，尤其是短篇小说还能有如此多的画面像胎记一样进入我的记忆。更为重要的是，这三幅画面，其实极其寻常，如果有某种隐秘，也是生活中我们最常见的。加上茹志鹃以“我”作为叙述者，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作为文学之外读者的我，一直以为这是她亲历的真事。她不是在写作，而是原汁原味地讲述她的一段经历。这个被她平和地讲出来的故事，没有说教，没有时代的印记，而是超越了时空。因而，就是现在读来，《百合花》依旧像刚刚绽放的一朵花，新鲜而生动。

在从事散文、小说写作和文学评论数年后的今天，我重读《百合花》时，似乎才真切领悟了茹志鹃创作的过人之处。

《百合花》中的诸多细节，总在平常中蕴含可供反复咀嚼的意味。如前所述的“路上的通讯员”，“枪上的野菊花”是这样；通讯员肩头划破的衣服、两个硬硬的馒头、新被子等等，也是如此。

对于人物的刻画，虽然很精简，但相当有力度。“我们刚到不久，来了一个乡干部，他眼睛熬得通红，用一片硬拍纸插在额前的破毡帽下，低低地遮在眼睛前面挡光。他一肩背枪，一肩挂了一杆秤；左手挎了一篮鸡蛋，右手提了一口大锅，呼哧呼哧地走来。他一边放东西，一边对我们又抱歉又诉苦，一边还喘息地喝着水，同时还从怀里掏出一包饭团来嚼着。我只见他迅速地做着这一切。”完全的白描，只提供原生态的画面，没有任何的修饰，没有评说，一位乡干部活生生地站在我们面前。这其中的容量是巨大的，能让我们解读出许多内容。“我”问：“家里还有什么人呢？”通讯员答：“娘，爹，弟弟妹妹，还有一个姑姑也住在我家里。”或许很少有人关注到“还有一个姑姑也住在我家里。”这一句。显然，“我”问的是家庭成员而通讯员加上了这一句。因为这一句，通讯员的紧张和实诚一下子立了起来。

场景的生活气息，语言的平实与日常化，成就了《百合花》。与普通生活的紧密相依，指涉人性中的普遍性，我们既可以完全沉浸于作品中，也可以带着自己的生命体验阅读。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读者，都能读出味道，读出属于自己的感悟。这当是经典作品的基本品质。《百合花》正是以这样的品质，如同一朵没受污染的野花，你可以忽视它，但一旦与它对视，你一定会感动，会震撼。

茹志鹃是1958年以《百合花》而踏上文坛的，从此，作家与作品共同经历了诸多曲折。从最初大争论中的褒贬不一，到后来多角度的深入解读和研究，《百合花》的影响力是显而易见的，真正成为永不凋谢的花朵。

茹志鹃曾对《百合花》的创作时境和动机做过表述。她说：“我写《百合花》的时候，正是反右派斗争处于紧锣密鼓之际，社会上如此，我家庭也如此。我丈夫王啸平处于岌岌可危之时，我无法救他，只有每天晚上，待孩子睡后，不无悲凉地思念起战时的生活，和那时的同志关系。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出现了战争时接触到的种种人。战争使人不能有长谈的机会，但是战争却能使人深交。有时仅几十分钟，几分钟，甚至只来得及瞥一眼，便一闪而过，然而人与人之间，就在这个一刹那里，便能够肝胆相照，生死与共。”

我们常说，苦难是人生的巨大财富。然而，陷入苦难之时，那种痛，极度煎熬，常常生不如死。情绪复杂、心灰意冷，甚至走投无路、处于绝望境地之时，才有可能回到最真切的内心。在那些漫漫长夜时，茹志鹃被黑暗淹没。我们做不到感同身受，但多少能想象到茹志鹃所承受的挤压。坚韧的她，慢慢地走回内心，处于灵魂最深处的渴望渐渐苏醒。世间的喧嚣与浑浊，被彻底挡在肉身之外，茹志鹃以清纯的心灵之光召唤文字。她需要以文学的方式释放压抑，在文学的引领下，暂且进入宁静之地。她更需要以文学的方式对抗绝望和嘈杂，以极为智慧的方式声讨。这与当下的乡村叙事和之于乡愁的迷恋，具有同样的心境和动机。许多时候，文学与现实生活的对抗性正在于此。而文学的功能，在这里得特别的显现。以文学的力量，消解生存之困，是文学根本性的功能之一。只是，茹志鹃比同年代的作家醒悟得早一些，透彻一些。

是的，《百合花》没有慷慨激昂，没有立于高地的英雄，只是小人物的小事情。在叙述中，茹志鹃总是有意识地克制再克制，把小说的场景放在后方，战争以及那场战斗，只是极度虚化的背景。作品中的人们，在战争中，更在日常生活中。他们是战士，更是普通人。离开那些极端的瞬间，人更多的是处于普通的日子里。人生会有关键性的抉择，但小人物式的时光，或许才是人生的真相。在当年的文学世界里，《百合花》是一朵清纯脱俗的野花。

《百合花》这部小说，人人都可以轻易读懂，并能深切体会。然而，我们惊奇地发现，《百合花》其实是一个巨大的隐喻，以平常之举抵近生活的本质。这更接近于生长于大地的百合花的花语：百年好合，美好家庭，伟大的爱，深深祝福。那位通讯员下铺半条百合花被，上盖半条百合花被，也就是带着百合花的温馨与清雅走向了远方。这是新媳妇无私的奉献，也是我们美好的祝愿。无论世间如何变幻，我们心中有朵百合花，灵魂就会得到清洁。

今天读来的清新、平实，在当年茹志鹃的笔下，其实是一把清水里的刀子，不，应该是一把用清水做成的刀。

茹志鹃写作《百合花》时，首先是真正意义上的为自己写作。她从现实抽身，回到《百合花》里的岁月，就如同我们回到久远的故乡一般。她抛开写作的种种技法，纯粹服从内心，任由灵魂散步。这些朴素的文字，给予她清洁的力量，舒缓焦灼与伤痛。文学，驱逐了她的阴郁。这样的光亮，虽然是微弱的，短暂的，但终究有些许的暖意。她如此的“为自己写作”，也是为千千万万与她有同样苦难的人在写作，照亮人们共同的心空。真诚的“小我”，必然通达真诚的“大我”。

在文学的层面上，《百合花》的经典性已经建立，其创作行为以及所呈现的品质，具有普遍性的思考意义。我们不是要复制《百合花》，当然也无法复制，而是希望多出现《百合花》这样能在大众中长久流行又极具文学意味的好作品。

我们应该记住《百合花》，因为我们的生活需要。我们也应该记住茹志鹃这位作家，因为我们需要这样的作家。当然，我还想说，我们不能忘记写作《百合花》时的茹志鹃。她对于人生的思索，对于文学的敬畏，在灯光下的回望与期待，在文字里，也在文字之外。她在绝境中的心灵之光，在文字里的真诚之意，带给我们太多的启示。这是文学的，也是生活的。

来源：文艺报 北乔（作者单位：中国现代文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