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霞村，原名徐元渡，曾用笔名方原，为新感觉派重要作家、翻译家。主要译著有：《菊子夫人》《洗澡》《法国现代小说选》《六个寻找作家的剧中人》《西万提斯的未婚妻》(与戴望舒合译)、《意大利小说选》《西班牙小说选》《皮兰德娄戏曲集》《西班牙小景》(与戴望舒合译)。其中影响最大的还是《鲁滨逊漂流记》(以下简称“徐译本”)。该译著自1937年3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以来，一直深受业界和读者好评。徐氏也借此一举赢得了在文学界的地位和声誉。
《鲁滨逊漂流记》原著作者为被誉为“英国小说之父”的丹尼尔·笛福(1660—1731)。该著自1719年面世以来，备受欧美各国读者喜爱。据魏颖超统计，至19世纪末，该著的各种译本已达700多种；而据笔者粗略统计，单在中国过去的113年间(1902—2015)，该著的各种译本也在100种以上。这样的译介热潮及传播力着实惊人。而在这100多种译本中，最受读者欢迎、最具影响力的当属徐译本。该书初版卷首有《译者序》，详细介绍了笛福的人生经历和文学成就；内有笛福肖像和插图一幅；译者对原文中的地点、人名等都做了详细注解。这部当时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编译委员会”委托而译介过来的书一举奠定了徐氏在文学翻译中的显耀地位。他不但凭借对这部世界名著的译介而被人所熟知，而且也将原著在中国的传播、接受推向了一个小高潮。该译著出版后一个月就出了再版本，待1947年2月选入商务印书馆的“新中学文库”，已是第四版了。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徐译版本为什么能够从众多版本中脱颖而出？除了译者本身的文学修养、翻译水平外，我觉得还与以下几个因素密切相关。
一是版本的独特性。在1949年之前，该著的中国译本有十几个版本，包括两个文言文版、一个转译本和十多个白话本。《鲁滨逊漂流记》最早由沈祖芬(初版本署名“钱塘跛少年笔译”)译介到中国。该书稿译成于1898年，初版于1902年，定书名为《绝岛漂流记》(讴篴题写)，由杭州惠兰学堂印刷、上海开明书店发行。1905年，由曾宗巩口述、林纾翻译的《鲁滨逊漂流记》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06年4月出第二版。1909年，由汤红绂依据日译本转译的《无人岛大王》在《民呼日报图画》(6月13日至6月27日)连载。1921年，严淑萍翻译的《鲁滨逊漂流记》(简写本)由上海崇文书局初版。后又出现顾钧正、唐锡光的合译本，范泉的缩写本，等等。据李淑玲、吴格非统计，1931年至1948年间，该小说的中译本已达11种。这些版本的重版次数也较多，比如，从1931年到1948年，顾钧正、唐锡光的合译本出了11版，而范泉的缩写本仅1948年就出了3版。这都说明，在民国时期，《鲁滨逊漂流记》中译本的种类、版次和印量都是很可观的。在“求新声于异邦”的晚清文化启蒙运功中，沈祖芬和林纾的文言文版所展现的开创性和对国人的启蒙价值不可弱视。徐译本的最大特点就是靠近作者思想，以适当欧化风格，严格保存原著风貌。因此，徐译本都不同于同时代及此前的诸多版本，他的翻译策略也适应了那个时代读者对于文学语言的要求。
二是接受语境。自晚清以来，该小说被冠以“冒险小说”风行中国，其主要读者群体为青年读者、各类学生，事实上，直到今天，这一趋向依然没有改变。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思想内容、主题一直被不同时代的读者以各种误读方式不断地改变着。徐译版刊行的年代，中国青年读者群对该小说的接受热情依然不减当年。作为以“忠实原著”为特色的徐译本也正暗合了这一趋势。其中，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细节是，无论1937年初版本还是后来的1959年修订本，“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解放”、“同志”、“人民”等这类明显具有意识形态意味的词语频繁出现在译本中(前者有11处，后者有9处)。徐氏早年对左翼思想、左翼文学多有接触，其译本中出现的这些词汇是深受其影响的最好见证。须知，文学创作或翻译面向“普罗大众”，这不但是那个年代文学发展的主潮，也契合了那个年代中底层青年读者的情感倾向和阅读心理。
三是出版印刷。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出版外国文学名著，向以选题严谨、译文质量高著称。自1903年的“说部丛书”起，该社在外国文学名著译介领域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声誉，再加之，商务印书馆有较为完善的宣传和发行体系，这也扩大了其译著的影响力。具体到徐译本，“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和商务印书馆的合作更是大大推动了该译本在读者中的传播。另外，商务印书馆的出版、印刷也引领潮流。他们早在19世纪20年代初期，就不断聘请德、美等国家的技术人才，革新印刷技术，较早跨入了现代出版行业。徐译本《鲁滨逊漂流记》采用高质量的重磅道林纸(光道林纸)印刷，纸面光滑，材质厚实，吸墨匀称，字体美观；而且，封面装帧、图书题名和内页插图，都由相关专家专门设计、题写、制作，这也使得该译著的品相极富现代气息，深得读者喜爱。
四是翻译策略。徐霞村采用的是异化策略，即尽可能保持原著语言的风格、结构，充分移植英语词汇、句式，吸收其修辞方式，虽有欧化的繁复逻辑，但最大程度地保存了译著在内容和主题上的一致性。在1930年代，文学语言趋于欧化，不但带有普遍趋向，而且被认为是先进的举措。欧化语法及逻辑结构被认为是有利于推动现代汉语和现代文学语言的发展。徐氏对中国现代文学语言和西方文学语言的特质都很熟悉。“优秀作家”与“一流翻译家”这两种身份的重合，不但使得徐译本的《鲁滨逊漂流记》最能接近那个年代文学在语言上的趋向，而且以他对文学的理解所翻译过来的语言也自然就更具文学色彩。
1959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署名“方原”的修订本。在那个年代，这个署名也是无奈之举。按照徐霞村女儿徐小玉记述，这部经由作者精心修订的书稿原被定为“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之一种，但到1959年付印时，作者早就被定为“右派”分子了，因此，他的书就不能被正常出版。后按照出版社的意见，作者只好放弃了“徐霞村”这个为大家所熟知的名字，而另拟“方原”和“徐杨”这两个笔名以供出版社选用。出版社最终选定“方原”，该版本遂得以面世。此后，该版本被选入多种丛书(比如商务印书馆的“西方名著入门”，人文社的“世界文学名著文库”，为开展希望工程而推出“希望丛书”，等等)，或作为单行本又多次再版，截至1997年，单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一家，就至少有6版问世。以“方原”署名的1959年版本及其重印本，与1990年代以来的重新署名“徐霞村”的再版本，很容易引起认定上的混淆。后来，应译者及其家属要求，1990年代大部分出版社在重版该译著时都改为“徐霞村”，但有个别出版社仍然署名“方原”。不过，笔者倒觉得，完全没有必要改回原名，因为保留原名既可以见证一段历史，也可以凸显修订本的独特性。
1959年版本与1937年初版本相比，其变化主要有：卷首有由杨耀民写的长达18页的序；部分地修改了初版本中的欧化句式，使得修订本中的句式更符合汉语的形式特点；语言在整体上由原来的相对晦涩趋于明白、晓畅；总词汇量大大增加。王琴和徐剑曾对这两个版本的语言做过实证性考察，其数据对比显示：形符之比为116209：108557；标准类符之比为4414：4163；平均词长之比为1.46：1.43；单音节词、双音节词、三音节词、四音节词之比分别为：65945：64558、47599：42215、1832：1313、796：451。形符比初版本超出7652个词，而且，其他各项数据都大于前者，这表明1959年的版本在用词方面更多元，表意更丰富。语言的这些变化确实可见出新中国成立之后语言文字改革给当时文学翻译带来的直接影响，其结果之一就是，民国时期那种由于欧化所带来的语言文字上的生硬、不规范现象，已经不适合工农兵审美趣味和阅读习惯了，这样，译者就必须依据最新颁布的普通话标准来规约自己的译介行为。另外，即便是文学翻译，也必须与新中国的意识形态要求保持高度一致。比如，修订本首次出现了“人民”(3次)、“小资产阶级”(1次)、“同志”(1次)、“解放”(2次)这类意识形态词汇，而“中产之家”一词由5次减为1次，就很能说明问题。
1980年代随着大量欧美译著的引入中国，徐译版《鲁滨逊漂流记》也随着新一轮的译介潮流而得到更大范围的传播。尽管徐氏于1986年就去世了，但他的译著《鲁滨逊漂流记》却依然在80年代被认为是最好的版本。1959年的徐译本被收入“外国文学名著丛书”之一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82年，人文社重印该版11.8万册。徐霞村去世当年，该版本又进行了第三次印刷，印量12.72万册。1989年，第四次印刷，印量亦在10万册以上。在1980年代，单人民文学出版社一家就重印三次，数量将近35万册。徐译本堪称畅销书、长销书。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认为，其主要原因最终还要归于语言比较上的优势。在翻译领域，语言晦涩，逻辑混乱，句法复杂，堪称这一时期译著的三大病症，但经过1959年以后屡次修订的徐译版本却基本不存在这样的问题。那么，他是如何做到的呢？徐霞村经常采用把英语中的长句拆成汉语中的短句，用汉语中的短语、成语指称英语中的繁复修辞，用汉语的简练、明快风格冲抵英语字母的流动感、散漫感，用汉语的逻辑、语法和修辞统领英语的时态、语态和语式。这种翻译中的“归化”策略既保存了原著文学语言的风味，也最大程度地靠近了中国读者的汉语思维。
1990年代以来的20多年间，《鲁滨逊漂流记》的中国译本猛然多起来，形成了该小说译介史上的最高潮。据李淑玲和吴格非的统计，从1990年至2004年，仅《鲁滨逊漂流记》不同译本就达85种之多。其实，如果再加上2005年以来的译本，数量就会更大。自1996年以来，有关这部小说的译者、版本数量大幅增加，据笔者统计，至少有41位译者参与原著的译介，至少有36个新版本面世，至少有36家出版社参与新版本的出版和推介。每年都有新版本问世，译介高潮出现在2005至2009年间，其中，仅2006年就至少有6个初版本问世。在可预见的未来几年，这个数量还会持续增加。因为该著作的读者群已经进一步定位为中小学生群体，这个群体庞大而具延续性。译者和出版商都能从中看到商机，经济利益的考量是出现这股译介潮流的主因，但版本种类的增加并没有减缓徐译版本在阅读中的影响力和传播力，比如，199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第6次重版《鲁滨逊漂流记》，印量达到189330册。再加上其他出版社的各类版本，比如插图本，其印量就更无法统计了。这又是为什么呢？除了该译著被公认为翻译领域内的经典之作外，还与两个因素有关。一、这个时期义务教育在全国全面展开，该版本被定为“新课标必读丛书”，各级各类中小学都要订阅该书。二、虽然版本种类高达几十种，但翻译质量参差不齐。我们先对此时期参与译介的人员做个简要考察：1996：罗志野、郭建中；1997：唐萌荪；1998：缪哲、黄杲炘；2000：赵龙；2001年：张蕾芳、范纯海、夏旻；2002：马静、鹿金、义海；2003：胡允恒；2004：筱绮、斯文；2005：刘荣跃、胡殿义、曾冲明、李智、艾文；2006：高奋、金长蔚、任战、熊况、张琳敏；2007：王育文；2008：赵宇、石伟；2009：唐萌荪、夏佳宁、冯雪松、萧羽、郭建中、朱佳怡；2010：吕艳玲、闫晓娜；2011：邓峰、叁壹；2012：科尼、孙梦霞。由此看，除了1999年外，其他年份都有一种新版本出现，但从译者身份来看，大多为单纯从事外文翻译的非名家，精通翻译又深谙文学者甚少，这使得翻译质量难以保证。相比较而言，徐译本依然是此时期的最佳译本。
从一些名家的译本(比如郭建中)来看，该时期的翻译语言更加通俗易懂，转译也很准确、流畅，又一次矫正了80年代的欧化趋向，在整体上有向着母语规范靠近的趋向。但是，这种“靠近”徐译本早于1959年就基本完成了，此后半个多世纪的持续传播，其影响力已经定型。也可以说，徐译本较早进入且初步完成了文学经典化的过程，并随着时代变迁不断实现着自身增值，其作为“翻译经典”的特质，后来者是无法撼动的。最重要的是，徐氏是海派代表作家，其在文学界的名声也盖过后来的众多译者。
来源：中国作家网 张元珂
公众号：pcren_cn（长按复制）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