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诗人田间先生诞辰100周年，这让我想起了与这位前辈诗人交往的一些往事。田间先生是中国新诗发展史上的一面旗帜，是我们河北省的骄傲，更是中国诗坛的骄傲，他抗战时期的诗歌作品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的里程碑。
我印象中的田间是一位诗人，也是一位常人，一位老人，是一位有个性的、让人尊重的长者，他是我见到的能称得上“大师”的人中最具诗人品质和性格的一位老人。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我调到河北省文联，那时我刚刚20岁，和田间先生住邻居（田间先生家在北京，所以在石家庄也是“单身”）。当时他住在北马路19号省文联（70年代初那时叫“省文艺组”）的一间15平米的平房里，办公室兼宿舍。他对诗歌的激情、他的执著、他的敏锐、他的创造力，一直到他的晚年都没有减退。那几年，他几乎隔不了多长时间就出一部诗集，诗集出版后，他裁一些白纸条，用小楷毛笔在上面题上字署上名字，用糨糊粘贴在书的扉页上送给同事和诗人们，记得当时我为他贴过许多这样的纸条。
在我的记忆中，很少有什么世俗芜杂的事情能够干扰他的创作。他生活的很有规律，很少有什么社交活动，好像也从没有到外边有过什么应酬。他的生活简单的让人难以置信：每天早晨到食堂买一盆粥，早晨喝一半，留到晚上再把另一半热一热，买一个食堂的菜和馒头，就算是一顿饭了，中午饭也是，食堂有什么，他就吃点什么，除了参加会议，我甚至不记得他出去和别人到饭店里吃过一次饭。所以以后我做了几十年的诗歌刊物主编，也从没有让作者请我吃过饭，我总想，像田间先生这样的大师都没有做过的事，我凭什么去做？
有人问过我“在写诗上，谁对你的影响最大？”我回答的首先就是田间。不是说在艺术上，我是说在做人上。田间先生身上有一种独有的诗人气质，田间刚毅内涵，特立独行，即使在上世纪70年代那样的环境下，他也把大量时间用于写诗。当时他担任河北省文联主席、《河北文艺》主编，但他不善于处理琐细的事物，经常听到有同事在会上与他吵闹，我见到他在这方面惟一一次表示苦恼是，有一天吃过晚饭，我问他下午是不是又开会了，他茫然而天真地问我：“小李，他们怎么总是和我吵？”对于俗常的事情，诸如人际关系之类，他处理起来很不顺畅，很书生气，在我的记忆里，每天他基本上就是在自己的房子里读书、写诗、写字。前些天跟旭宇先生在电话中聊天，旭宇谈到了一段旧事：70年代的时候，他随田间先生到保定出差，当时的省委常委、保定地委书记来看田间先生，送走书记后田间先生问旭宇：“刚才来的这个人是谁？”现在的诗坛，充斥着世俗气、市侩气、江湖气，而缺少的，恰恰是田间先生的这种文人气、超然气、诗人气！
田间先生生活中有很多别人不理解的习惯，比如，他每天喝的茶叶要留下，第二天早晨他在炉子上煮一煮，然后把剩茶叶吃掉；有一次我熬了一小锅玉米面粥，给田间先生喝了一碗，他说好喝，一定要我去给他买来玉米面自己熬粥。第二天早晨我还在睡懒觉，田间先生就在门外喊：“小李，快起来。”我赶紧起床跑到他的屋里，原来他把满满的一大碗玉米面一下子倒进了煮开的沸水里，怎么也搅不开了。后来我还问他：“您在解放区是怎么待的，就没有看到过老乡们怎么熬粥？”田间先生当时木然地摇了摇头。我的启蒙老师王洪涛（当时的《河北文艺》诗歌组组长）也对我讲过他与田间先生交往的一些旧事，说：“田间（当时的省文联，无论职务多高，无论名气多大，无论年龄有多少差异，都是直呼其名）真是太好的人了，就是不通那些俗气的人情世故。”
田间先生回北京或者去外地时，总是把他房间的钥匙留给我，好替他接收报刊、信函和稿费，替他打扫卫生。而且出去时，他爱给我留一些便条（都是用小楷毛笔写的），我记得的有：“小李，窗台上的饼干要坏了，你把它吃掉。”“刊物不要少了，放好。”“小李，去给我买一个腌100个鸡蛋的小缸，买100个鸡蛋腌上。”等等，我和妻子就到土产商店给田间先生买了一个小缸，并且给他腌了一缸鸡蛋。有一次铁凝对我说：“郁葱，那些小条你可该留着，都是文物。”我听了以后心痛不已，后悔怎么当时就没有把它们保存下来。诸如此类的关于田间先生故事有很多，有的是真实的，有的是演绎的，无论是真是假，都说明了田间先生独特的性格。那位老人，真是单纯、稚气而善良。
老人平日里话不多，基本上就是没话，但我也见到过他激动的时候。有一次我与他谈起“街头诗”运动，老人聊得很兴奋，他对我说，他的诗歌最辉煌最有价值的时期就是他在延安和晋察冀那个时期，那时候他们把自己的诗篇写在墙壁上，写在岩石和大树上，看得出来他对那种生活状态依旧充满着向往。我问他闻一多先生是怎么称他为“擂鼓诗人”的，田间先生用浓重的家乡口音说，闻一多的话是这样的：一声声的鼓点“不只鼓的声律，还有鼓的情绪”。后来我查了查资料，一个字不差。
实际上，我们现在谈“抗战文学”，提到的作品很多，而真正写作于当时的、直接作用于那场战争的、后来成为经典的文学作品，在冀中这一带，田间先生的诗歌创作是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峰。和田间具有同样价值的艺术家，应该还有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被遮蔽了的摄影家沙飞，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每天晚上，田间先生都写诗到很晚，有时他半夜叫我：“小李，来看看我的诗。”那时我写了诗当然向他请教，就像隔代人的交往，很自然，很自如。田间给我记忆最深刻的一件事是：我和他做邻居几年，经常请他看我当时写的诗，认为还可以的，他就把那一页折一下，不满意的，他就直接说：“这些不行”。从没有听他说过那些诗为什么“行”，为什么“不行”，他也从来没有对我讲过应该怎样写诗、不应该怎样写诗，这对我后来的影响极大，使我悟出了四个字：诗不可说。
我现在不开作品讨论会，不善应酬，尽量不去讲课尤其不去“讲诗”，大概性格就是这样形成的。我总想，也许田间先生想告诉我，诗可“悟”而不可“教”；也许田间先生想告诉我，诗可“异”而不可“同”，所以，他对我说过许多话，惟独没有对我说过最应该说的诗歌。我曾经对一位诗友说过，与大师交往，感觉不一样，他们身上那种超出常人的状态，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了我的性情和诗情，好像，也从他的身上获得了某种才情。
其实，当有一天终要离去的时候，仅仅有两点能够留下，也仅仅这两点有意义，那就是人的品格和文字。还有一个人厚重的、永恒的背影。
来源：文艺报 郁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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