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在《〈青春万岁〉六十年》中回忆:“什么‘五年计划’呀,什么‘大规模、按比例的建设’呀,什么‘工业化’呀,曾使我热血沸腾,我申请离开青年工作岗位去考大学学建筑,因为苏联作家安东诺夫的小说《第一个职务》对一名女建筑师的生活经验的描写使我沉醉。”其实这已经很好地诠释了“青春”——时代、青年、理想与选择。它不是一个抽象的时间或人生概念,因为它在宏大的历史背景中让一个青年的内心与他所在现实由于理想而发生关联并热血沸腾地开始了选择与实践。它是切实又具体的,它切实地属于一个时代,又具体地属于一个青年,风云际会才有了饱满的青春。
电影《青春万岁》剧照
创作于66年前的《青春万岁》写的即是时代浪潮里的青年一代。它已不是战火纷飞的英雄故事或进步青年走向革命艰难又浪漫的历程,而是那段岁月中的“当下”,是在新的历史时期一代青年如何发现自我、发现历史使命的新命题。小说开始于野营帐篷前孩子们挖出的“幸福泉”,虽然瞭望台和上面扶着军棍的“哨兵”还带着战争年代的痕迹,但“幸福泉”和营门上柳叶编成的“快乐的营”明确了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孩子们欢呼野营的每一天,每一天都是青春的无价的节日。所有的一切,都是新发现,所有的一切,都归我们所有。蓝天是为了覆盖我们,云霞是为了炫惑我们,大地是为了给我们奔跑,湖河是为了容我们游水,昆虫雀鸟更是为了和我们共享生命的欢欣。”也许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感慨,它更像一份宣言,在这宣言里有着非常明朗的期待和一个大写的“我们”,这是“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时代,其间强烈的主人翁意识喷薄而出。然而,欢愉的大背景并不意味着没有现实的烦恼,就在野营期间,有关下学期功课、考试和奖章的消息开始在这群高中生之间流传。事实上,这也是“大规模的、有计划的、全面的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的时代要求在校园中的投影,但是迅速到来的社会浪潮让“人们来不及去欢迎、吟味和欣赏生活的变化,就被卷到生活的变化中去了”,而它在校园生活中的具体体现则构成了小说的主体。
功课、考试、嘉奖对于《青春万岁》里的高中生们来说并不意味着困难或压力,毕竟她们早已经历了残酷的生活和激烈的斗争,“她们身上承担起来的是数倍于一个普通年轻孩子能够挑起的分量的担子,她们有一种少年布尔什维克的英勇的浪漫主义气质:整宿整宿地开夜车,三个月不回一次家,把好衣服扔在一边,把饭钱借给生活困难的同学,经常检查思想,每天记日记”。她们并不畏惧困难,她们真正面对的是一种生活的转变和心灵的困惑。在此之前,郑波和其他积极分子有着“非同寻常”的生活,“晚上不上自习而去听大报告,课外活动时间开各种会议,上课的时候一边听讲一边注意着教员有什么‘糊涂观念’……并且,似乎没想到自己要按部就班地读下书去,而是‘时刻准备着’听候组织的调动,当干部,参军,下江南或者去朝鲜”。然而,时代的变化投射在学生们的日常生活中,学习、功课成了他们的首要任务。我们不应该忽略这种转变对这些年轻人所产生的冲击,这确实是日常生活的变化,但同时也是他们长期沉浸并时刻准备为之奋斗的远大理想和人生规划被突然悬置起来的失落、迷茫与尴尬。对于很多像郑波一样的高中生来说,他们必须重新进行一场思想上的“革命”,因为伴随着国家建设的需求和院系调整的完成,等待他们的是从未预期的高等学校生活,而在之前一段时间里,“团支部是把谈论‘上大学’的人当作‘落后分子’的”。
当然,分歧或者矛盾必然存在,也就有了李春这样的人物。李春也曾热心社会活动,还是抗美援朝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但就在军事干部学校招生的时候,她产生了别样的想法:“自己上高一了,转眼就是大学生,大学毕了业就是工程师……现在中断了学业,将来怎么办?抗美援朝恐怕是暂时的,到军队去根本没前途,又是个女的,顶多当护士,上了大学却可以当医生、科学家,再有,将来战争没有了,所有军人都复员,自己也老了,干什么去?……不,决不报名。”面对时代的变化和个人前途的得失,郑波与李春的不同选择构成了《青春万岁》里最主要的矛盾冲突。同时期文学创作中,《青春之歌》里卢嘉川和余永泽的不同选择在某种程度上与之有着相似性,但截然不同的社会前提和历史语境决定了选择本身的历史价值与文学意义。《青春万岁》的历史背景让这种冲突变得含糊而富有弹性,因为它包含着探索和重新发现。尤其是今天我们再次面对这个文本,会对青年的不同选择给予更大的理解和包容,甚至也可以不无夸张地将那个时代高中校园里“两条路线的斗争”看成是时代变化之下一代青年面对社会、面对自我必然且必要的成长过程。事实上,《青春万岁》虽然创作于上世纪50年代,但它并没有因为某种社会思潮的影响而将校园中年轻人有关学习、生活与人生道路的懵懂思考与探索变成激烈、决绝的斗争。小说在两个具有极端代表性的人物即郑波和李春之间还设置了杨蔷云、周小玲、袁新枝、苏宁、呼玛丽等一系列中间人物,她们各有各的处境,各有各的心事;在紧张的思想冲突之间又加入了年轻人朦胧而青涩的感情故事。这些旁逸斜出的人物和情节不但丰富着青春的内涵,而且为那个年代极易上纲上线的矛盾冲突提供了某种缓冲的余地,将之限制在现实又具体的校园生活中。小说时刻守护着“青春”这一包含青涩与莽撞、坚定与游离、理想与幻想、不断尝试与不断纠错等一系列复杂又无法回避的矛盾与选择的人生历程、现实体验,让特别历史时期下特别的青春既有清晰宏大的时代鸣响,又有仅属于年轻人的微妙情感与趣味。因此在小说里,无论是人物的语言还是心理活动,严肃认真中总能流露出恰到好处的稚气,任性顽皮里又有着那么一丝不可小觑的庄严。正是这种对“青春”的忠诚让人在大半个世纪之后依然能够从中清晰地看到那个时代和那个时代的青年。
与此同时,小说中的老师们也不再是先知或领路人,他们更像是学生们的同行者。他们带着旧时代的印记,也有着对未来的期待。面对时代的变化,他们有着相似的困惑与茫然,但也和学生一样不断进行着调整与探索。正如袁先生和李春在深夜谈起自己的理想也谈起自己的软弱和痛苦,这是属于两代人有关“青春”的碰撞,但它朴素而富有人情味,使人在高扬的青春热血里体会到人自身的局限。相比学生们身上蓬勃的理想主义,老师们的存在似乎于小说中构成了一个与之相应的现实,它提示着某种“清楚坚实的认识”,这不仅包括思想和心理,还包括小说最后校长和郑波的对话中所流露出的现实困境:“学生的成长十分迅速,他们的内心丰富而且壮丽,教师们在日行千里的学生面前显得无能为力了。”但作者无意在教师与学生、先进或落后之间进行一些主题先行的较量,而是把他们一同放入到一个新的、充满未知的环境中,去展现人与时代的关系。
创作于大半个世纪之前的《青春万岁》,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失去它的魅力,因为它在书写“青春”,这个“青春”不仅仅是青年和青年故事,同时也包含着新的历史和与之相伴的不断探索的精神。那些具体的人、具体的事、具体的环境和具体的难题可能随着时间而被人遗忘,但这个过程中所激荡的热情、理想、尝试和对自我与时代的认知却不会因为时间而变得暗淡。青春永远意味着开始,意味着为时不晚,它本身就是一个变化的、面对未来的过程,它是人生只能踏入一次的河流,即便其中会有迷茫、彷徨或种种遗憾,但也将随着它澎湃的奔流变得灿烂而值得纪念。
来源:文艺报 李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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