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生六记》：江南士人生活与精神世界

沈复，清乾嘉时期苏州府人，一生游幕，声名不显。清末民初，沈复所著的《浮生六记》被杨引传等人发现、传播后，其人其事方渐为人知，《浮生六记》由此成为文学史上“忆语体”的代表作之一，书中塑造的“芸”则成为文学史上一个极具特色的女性形象。由于沈复撰写此书时并不以“经世”为旨，其着力描写的日常生活恰为我们提供了清代中叶江南下层文士生活与精神世界的第一手历史材料，使我们能对那一时期的社会人文有更为细致的观照体验。

据沈复自述，他生于“太平盛世”的“衣冠之家”（《浮生六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下同）。《浮生六记》所描绘的沈复与芸娘的生活，正是彼时江南下层士人生活的缩影，其中所体现的精神世界、生活趣味及人物之性格姿态，莫不带有鲜明的清中叶江南文化特色。

期待功名仕进

不忘山水怀抱

清中叶的江南，尤其是苏杭一带，经济文化都已有了高度发展，社会成员的空间、地位流动性皆不断增强，加之江南百姓自明代以来积淀的文化素养和市隐传统，共同造就了一个虽对仕途仍怀有期待，却又不弃山水怀抱的士人群体。“仕”与“隐”这两种选择，在江南士人眼中并不是非此即彼的。他们虽仍有关怀天下的情感，却也因现实的坎坷而生出退隐的失落感，这两种人生态度安置于安适的生活环境中，使他们的性格中有一种“能仕则仕，不仕则隐”的淡然。“仕”与“隐”在他们看来并没有一个严格的界限，这两种相反的取向往往会集中于一身，据境遇之变而有不同的表现。加之工商业的发达，士绅商人化与商人士绅化皆属常见，在此种环境中生活的江南士人眼中，为商并无不可。

在《浮生六记》中，我们不难寻觅到沈复欲仕、欲隐、欲商的痕迹。书中主要描绘家庭生活的《闺房记乐》《闲情记趣》与《坎坷记愁》三卷，文字间流露出的，似乎是“隐”的心情大于“仕”，如“因暑罢绣，终日伴余课书论古、品月评花而已。芸不善饮，强之可三杯，教以射覆为令。自以为人间之乐，无过于此矣”。又如，在张士诚王府旧址消暑时，因见美景幽趣，“芸喜曰：‘他年当与君卜筑于此，买绕屋菜园十亩，课仆妪，植瓜蔬，以供薪水。君画我绣，以为持酒之需。布衣菜饭，可乐终身，不必作远游计也。’余深然之”。由此看来，沈复是向往闲适的隐逸生活的。但在《浪游记快》中却有一个细节显示出沈复在中年之前四处游幕时，于功名仕进仍怀有期待。嘉庆乙丑年九月，沈复随石韫玉（琢堂）赴任重庆，溯长江而上，途经武昌黄鹤楼，冒雪登楼，“仰视长空，琼花飞舞，遥指银山玉树，恍如身在瑶台。江中往来小艇，纵横掀播，如浪卷残叶，名利之心至此一冷”。既言“至此一冷”，可知此前之心原热。但由《记事珠》中辑出的《浮生六记》卷五《中山记历》来看，沈复虽知“热闹场中卑鄙之状不堪入目”，却仍因生计而不得不四处奔忙。

欲仕无途、欲隐家贫，转而从商却经营不善，这不仅是沈复的遭遇，也是当时江南许多下层文人所遇到的窘境。虽然彼时商品经济发达，他们所生活的环境对从商也并不十分排斥，但自小所习得的技艺并不足以使他们有能力效仿陶朱公。最终游幕不成、屡番失馆，只能以卖字画度日，而此种生计所获银钱依旧入不敷出，沈复的日子仍需要依靠芸娘的手工帮衬，竟至病中亦未能稍歇：“余连年无馆，设一书画铺于家门之内，三日所进，不敷一日所出，焦劳困苦，竭蹶时形。隆冬无裘，挺身而过，青君亦衣中股栗，犹强曰‘不寒’。因是芸誓不医药。偶能起床，适余有友人周春煦自福郡王幕中归，倩人绣《心经》一部，芸念绣经可以消灾降福，且利其绣价之丰，竟绣焉。而春煦行色匆匆，不能久待，十日告成，弱者骤劳，致增腰酸头晕之疾。”由沈复之进退失据与芸娘的生计艰辛，反视开篇的“太平盛世”与“衣冠之家”，其中落差实教人唏嘘。但《浮生六记》所展现的，除了现实生活中浮沉挣扎之外，更可贵的是精神世界超脱的追求。

叙写鹣鲽深情

蕴含时代觉醒

因题材与记叙对象的相似，今人常将《浮生六记》与明清之际冒襄的《影梅庵忆语》并提。但与其说《浮生六记》承袭了冒氏的“忆语体”，莫如说《浮生六记》乃晚明以来小品之风与清中期“性灵派”活跃共同影响下的江南文化的产物。

冒襄笔下的董小宛，因明清鼎革而有了不同于一般女子之时代气息，然《影梅庵忆语》所着力刻画的，是随侍冒氏之后洗尽铅华、素手羹汤的董小宛，或者说，冒襄在文章中所怀念、赞叹的，是一个抛却了“秦淮八艳”传奇身份而走入士大夫家庭、走入“礼教”之中的女子。这与沈复笔下的芸娘大为不同。沈复固然不如冒襄、钱谦益、龚鼎孳等人一般名满士林，芸娘亦无董小宛、柳如是、顾媚等人的传奇经历，但《浮生六记》中芸娘的形象却并不弱于董、柳等人。尤为可贵的是，在沈复的陪伴、培养下，原本“迂拘多礼”仿佛腐儒的芸娘，竟能着男装与夫同游。得见壮丽景色，芸娘赞叹“今得见天地之宽，不虚此生矣”，而沈复则感慨“芸一女流，具男子之襟怀才识”。如此，我们看到的女性形象，在《影梅庵忆语》中走入礼教去，在《浮生六记》中则试图跳出礼教来。单就此而论，芸娘较董小宛为幸，而沈复亦高出名士冒襄多矣。

芸娘与董小宛，虽是两个小家庭的不同，却也是两个时代差异所致。晚明思想风气开放，而江山易代之时却不得不多加收敛；乾嘉之际的思想束缚虽为人所深知，却总不免有要跳出藩篱的人。在这一点上，沈复与芸娘的不拘礼教，既是他夫妻二人深蕴江南特色的个人性格，也可以看作是将要苏醒的时代性格。

在沈复所呈现给我们的生命体验中，寄情山水的闲趣、孤独失位的茫然、仕途的疏离、情感的流宕，皆可见彼时江南下层文人生活情貌之一斑。浓缩于沈复一身的，是一个处于历史变动前夕的群体，他们在盛世的罅隙中不断地试图调整自己的社会位置，以期获得更好的生活状态。然而，现实并不曾因这些寄托着理想的努力而多一分怜悯，《浮生六记》后两卷之题，恰隐约道出了那一种困境中可能的两个选择——走出国门与归道山中。惜乎沈复后半生无从考证，我们所能知的是道光年间管贻葄为《浮生六记》题诗时，沈复尚在人世，而那已是与《浮生六记》所描绘的完全两样的时代了。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　方媛（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