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西弗斯走了》：每个人身子里都藏着一条河

早就想写一个关于行走的小说。它根植于我的生活乃至生命历程之中。行走，就是用自己的脚挪动自己。人到了一定的时候，不免会生出这样一种冲动：想要把自己从一个地方搬运到另一个地方。就像河水最终要流向他要去的地方。

我出生的地方是一个封闭的小村子。我一出生，篱笆似的矮山就把我圈定在那里。我姓什么，叫什么，吃什么，走什么样的路，用什么样的声音说话，都是早就规定好了的。我像接受乳汁一样接受了这些。后来到县城，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么一个地方，穿那么漂亮的衣服，说那么好听的话，把一些好看的女子全都放在街上走，还把一些好吃的摆在街边上。沿着街往前走，街的尽头还有一个叫火车站的地方，似乎还通往更多的地方。后来读高中，我就读的学校恰好跟火车站隔河相望。

学校是有围墙的。平常，我们都给关在围墙里，看不到河，也看不到火车站。直到有一天，我走到寝室后面，在围墙边看到一棵老榆树。顺着那棵树往上爬，我一下就明白了树为什么在那里弯起身子，为什么隔一段就分一下叉。踏着树杈往上爬，两只脚很快就到了围墙上。火车站和河，一下就摆到了我的眼皮下。那时候，我正苦于学校的厕所太臭，苍蝇和蛆虫太多。在那里双手合十蹲上一阵，比三年苦修还难熬。有了那棵老榆树，我把大解改到晚上，每天蹲在围墙上的干活。每天的这个时候，都会有一列火车拖着一车厢一车厢的灯光，来到月台上。月台下面，顷刻生出一河波光。火车开动时，一河波光都被牵着一齐跑起来。河的这一头连着我。火车开走了，我身上像是有什么被它一起带走了……那些日子，我差不多每天都在同一时间蹲到围墙上，做那件与身体有关的事，同时也跟那趟火车跟远方相会。

大学毕业，我被分配到这座曾经把远方递给我的县城，在一所重点中学当老师。进了门才知道，“重点”其实就是约束多。我一点也不喜欢给规定好的文章写上段落大意写上中心思想，不喜欢对着标准答案打√打×，不喜欢加在上头的屋顶和统一的窗，我越来越忍受不了钟摆一样重复的生活，尤其讨厌从学生起床到晚上熄灯所谓的“六到堂”。夜深人静的时候，听到身上的流声，才知道围墙上看过的那条河就在我身上。他流得愈来愈汹涌，我再也无法静坐，也不能安眠，连蹲厕所都像是在围墙上。我渴望到日头下面去行走，去淋雨去吹风，用脚去走很多路。我什么都不顾，什么都不要了，拎上一只包就走了。直到走过一些地方，把心底的涌动走到地上……

后来，回想起这一段出走，想着想着就想到明朝，想到我的先祖从江西南昌迁往湖南，在洞庭湖边的一个旮旯里定居下来。莫非他那时迁徙行走的因子穿过悠远的年岁，经由血脉传递到了我这里？又想到人本从野生动物那里来，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都留存着行走的基因。行走奔逐就像一条久远的河，它就在那里，只是不知什么时候涌起，一步走出能走多远。血就在身上流涌，谁说它不是一条河？那些背着行囊去登山，去极地的人，谁知道他们身上背负着多少目光！在那个古老的谶语里，人是这样一种动物：早晨用四只脚走路，中午用两只脚，傍晚用三只脚。说的都是走，一生都在走。

这大概就是小说的缘起。

在小说中，主人公陶一粟被确诊为癌症后，放弃治疗，从医院出走，多少带点自我逃亡的意思。

人在世间，免不了要成为点什么。不是成为这个，就是成为那个。人因此就有了一些东西。用得着的东西和用不着的东西。有了这些的东西，人就不再是单个的人，就成了人物。一个人一旦成了人物，移动就不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很多时候，就算你心里想着往什么地方去，比方说茶点之后往跳蚤市场去，就不见得去得了。你拥有的东西，也会反过来占用你。它们簇拥着你，牵扯着你。总有一些事情让你没法抽身，总有一些地方你无法横渡，你不得不把自己分派到旁的事物上去。名牌大学+名教授，陶一粟也算得上一位人物了。与他相对应的量词是位，不是个。正是这样一位人物，一出场就患上了癌症，正在前往春运一般繁忙的门诊大厅。

到了医院，原有的那些一下就没有了，一个人只剩下一具任人摆布的肉体。面对死亡，想起一生的时光原来这么短这么短。有好多东西，其实一点也不重要。一些没有意思事，不知道为什么老在做。想做的事，眼看着就再也做不了了……剩下的那点时间，他再也不想耗在医院里。他从那里走了出来。

他好像再也没有羁绊了。死亡反倒把他解放了。他心里想着要走，就把脚放在地上，一步一步移动自己。脚放在地上，大地上的事物也就通过脚步来到身上。天空呢，也会经由一次次呼吸来到胸间。天和地就这样在一个人的身上相会了。不知道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是不是这样。反正那些站立在地上的树木，他们身上的年轮就是这样长成的。那地上的河也是这样连着天和云朵一起在流。在地上行走的陶一粟，仿佛也壮大其身，一如太空里的一颗星球。他身上的肿瘤则像是星球上的一座城市，癌细胞则是城市中的居民……我们这些终有一死的人，我们的诗和哲学，不就是要构筑一个让事物免于时间毁灭的空间吗？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刘书空是懂得这一层的。她办地理杂志，她用一只镜头来读取世界，她驾着越野车在地上划过，就像一朵星光划向另一颗星球。

我当然知道，人不能脱离地面，每一颗星球都有他沉重的一面。不光是陶一粟，还有“我”和其他一些人。河水流动总是因缘着地面的起伏。在一家报社任总编辑的“我”一直洁身自守，最终还是陷入与社长的人事纠葛之中。在同一座城市，从报社到刘书空的地理杂志社，他移动的空间距离很短，心理距离却是如此之长。负气离开报社之后，他在家待了这么久，好像从报社到地理杂志社还要一座中转站转运似的。报社的那把椅子，它不只是椅子，它是座位。座位连着太多的东西，包括物质上的，也包括心理上的依赖与归属感。从那里走出去，就是连根把自己拔起。很多人都受不了背后空空无所凭依的空虚感。牵扯很多时候是带着痛的，最终，“我”还是从这种牵扯中走了出去。

我们都有两只脚，我们都会走。或许有一天，我们到了某个地方，却发现那里并不是我想要的。那就从那里走回来，或者走到别的地方去。我们从动物那里来，每个人身子里都藏着一条河。河总会流向他要去的地方。我想起那些蝉，它们在地下度过了长达几年的蛰伏期，最后都要跑到树上来唱一阵歌，然后死去。许多鸟，每年都有两次飞越两个半球。一头北极熊，他的行走半径差不多相当于一个小型国家。对于非洲草原上的雄狮来说，界线不过是一道尿。对于许多动物来说，世界是用来行走的。那个在山上推石头的西西弗斯，推的时间久了，说不定就会想起，要到山外边去走走。

在写过一些稍长的东西之后，我发现，我更喜欢这些长一点的东西。喜欢它张弛转换，左右腾挪，不徐不趋之中迈着生活的步子。喜欢它的长度更趋近于一个人一生的长度。这样的长度和宽度，如果还有高度，那就再加上高度。空间大了，时间也会显得宽裕一些。在这样一种维度里，一些事情可以展示得更充分，也更多元一些。如果那是一条河，它就可以斗折蛇行，可以把线条弯曲得很美，它还可以浑浊可以汹涌可以浩荡。这是一件很让人享受的事情。

最后，我想引用诗人勒内·夏尔的话作为结尾：“诗歌须能使人同时面对历史的‘喧嚣’，助其与之对抗，又能成为探查本质性‘神秘’的重要手段，此种‘神秘’无限期地将人带上摧毁之路，令他忘却了生命的野性之美。诗人在此将他痛苦又尖锐的质询交托给行动和使命”。

来源：《十月》 学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