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美丽的女性”——秦怡

我永远不会忘记第一次走进秦怡家的那一幕。

那是一个下午，提前预约了采访时间。我到时她已站在客厅门前迎接。“秦怡老师……”像许多人公开称呼她的那样，我也叫她“秦怡老师”，以后无论在电话中还是会面时，我都这样称呼她，没有世俗式的客套，而是发自内心的尊重。

“你喝茶，刚泡的茉莉花茶，蛮好喝的。”进入客厅，我刚在硬木沙发上坐下，秦怡老师边说边将茶几上的一杯茶推到我面前，然后在沙发的另一边坐下，她的头顶上方是一幅她的油画肖像。

面对她的平易近人与和蔼慈祥，先前有过的拘束感和陌生感全都消失了。接下来的交谈也变得格外亲切轻松，像是和家中一位长辈在交谈，又像是和一位交往多年的老朋友在叙旧。

舞台上的“战地护士”

人生如戏。那幕启幕落的一幕幕戏文，犹如人生的一个个片断。在社会这个大舞台上，每个人都演绎着不同的人生。九十一年前，在迎接财神爷的爆竹声中，在上海南市一个衰败的封建大家庭里，一个刚刚降临人间的小生命发出了她的第一声啼哭，拉开了她人生的序幕。她就是秦德和，后改名秦怡。

1991年，由秦怡任董事长的上海影视公司筹拍一部以上海浦东开发为背景，介绍上海的昨天、今天与明天的电视片。参加拍摄的同仁建议，以秦怡寻“根”为线索贯穿这部电视片，会拍得更有趣味。秦怡同意了。不久，一部名为《城隍的后代》的电视片正式开拍。秦怡重踏老城，寻找故居。秦怡说：“世事沧桑，老城巨变，忘不了的是儿时的点点滴滴。”

镜头在时间隧道里向前推进。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16岁的秦怡，高中还没毕业，就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她在夏日的一个清晨，提着一个拉链包，只身离家，辗转来到重庆。秦怡不想当亡国奴，她要上前线，做一名战地护士！

抗战时期的重庆，云集了一批全国知名的文学艺术家，他们创作演出了一批话剧，借古喻今，抨击时弊。一次，秦怡去看话剧，碰到了应云卫和史东山，两位大导演看到秦怡的长相气质，邀请她当演员。这多少有些突然，秦怡并未放在心上。随后抗战的话剧看多了，秦怡对那些搞话剧的人萌生出一种尊敬与信任。她亲眼目睹日军侵略上海，多少人被杀害了，她恨透了日本军国主义，因此抗战心切，急切盼望胜利的消息。如果当演员能演抗日戏，秦怡是愿意的。就这样，秦怡到重庆三个月后做出了抉择——— 当一名演员。用她的话说，是在舞台上去当一名“战地护士”。这个决定其实跟她自幼热爱文学也是分不开的。

秦怡第一次上台演出的是应云卫导演的话剧《中国万岁》，一部鼓舞群众参军抗日的戏，她演一个要求参军抗战的热血青年。尽管秦怡对自己第一次在舞台上的表现不是很满意，但应云卫慧眼识英，断定秦怡是个可造之材，遂悉心培养，成为秦怡艺术道路的领路人。

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应云卫奉命筹建中华剧艺社，邀请秦怡参加。秦怡毫不犹豫地接受邀请，从此她把“中艺”当成自己的家，把舞台作为自己的生活天地，在既艰苦又很艺术的环境中成长。

中华剧艺社的开锣戏《大地回春》，写的是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民族抗日洪流唤醒了深受封建礼教束缚、过着压抑生活的两位女性，发出了“我需要自由，我要重新做人”的时代心声。秦怡演主角黄树蕙，一炮走红。该剧连演22场，场场客满，轰动重庆。之后，“中艺”不断排练新戏，秦怡一部接一部地上戏，不论是主角还是配角，一律尽心尽力，虚心向同台的老演员学习，成功塑造了一批具有不同艺术个性的舞台形象，受到了观众的拥戴。岁月的洗礼与舞台的锤炼使秦怡的表演艺术逐渐走向成熟。

1943年5月，秦怡和白杨、舒绣文、张瑞芳一起，被誉为大后方话剧舞台的“四大名旦”。

从艺术舞台走向电影银幕

2012年夏天，《秦怡传》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了，漂亮的封面，大气的开本，精美的装帧，作为作者我自然是高兴的。书的腰封上有一句话：周恩来总理称秦怡是中国最美丽的女性。以我的理解，这“美丽”不仅是指形象，而且指性格和心灵，同时也包括她所扮演的各种美丽善良的女性形象。从1943年荣获“四大名旦”到2009年被评为中国十大女杰，这“美丽”跨越了半个多世纪。

在秦怡塑造的众多女性形象中，最令她难忘的是《桃花扇》中的李香君。《桃花扇》是我国著名的古典悲剧之一，主题是“借离合情，写兴亡之感”。1944年底，为宣传抗日救亡，抨击国民党顽固派假抗战真反共，“中艺”把它搬上话剧舞台，具有现实意义。秦怡在剧中演李香君，把一个风流名妓的气质、风度和爱国情操糅合在一起，超过了她以往演出的任何一部戏，获得了很高的评价。

当年，剧作家陈白尘的话剧《结婚进行曲》也给秦怡带来巨大的声誉。这部戏剧主要讽刺当时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的社会现实，风格是喜剧也是悲剧，秦怡演女大学生黄瑛。一流剧本，一流导演，加一流演员，故事又是反映现实的，演出大受欢迎，连演两个月，场场满座。然而，长时间的过度劳累，使秦怡的嗓子哑了，不能发声，剧组想用B角演员替代，观众坚持不答应。为了不辜负观众的厚爱，秦怡带病上场，用气声像演哑剧一样演完全剧，创造了话剧舞台的奇迹。

在成都，秦怡迎来了抗战胜利的一刻，和所有中国人一样，她欣喜若狂。一个强烈的愿望爬上心头：赶快回上海，和爸爸、妈妈与姐姐团聚，她太想念他们了！但因受兄弟剧社的邀请，秦怡必须先从成都回到重庆，参加话剧《清明前后》的排练演出，然后才能启程回上海。在《清明前后》中，秦怡和演员赵丹有了第一次合作。同是上海老乡，演戏之余，两人常在一起憧憬未来，相约回到上海后一起拍电影。

正在此时，秦怡接到家中来信，家里生活极度困难，已到了无米下锅的地步，一家人盼她早点回家。读完家信秦怡一刻也等不及了，恰好由于国民党当局的破坏捣乱，《清明前后》被迫停演，她便抓紧踏上了返回上海的行程。

和八年前离家出走截然不同，作为“四大名旦”之一，秦怡一回到上海，一些电影厂的老板纷纷登门找她拍电影，一个让她纵横驰骋的新舞台正热情地向她招手。

抗战胜利了，各路文艺工作者先后回到上海，素有“东方好莱坞”之称的上海，很快出现了又一次电影创作的高潮。在此情况下，国民党当局为扩大对电影事业的垄断，加紧排挤民营公司，迫害进步的电影工作者。为反击国民党官方对电影事业的垄断，地下党组织希望秦怡到民营公司去拍片，用她明星的身份和政治观点，团结影响其他电影工作者，以开辟进步电影运动的阵地。秦怡欣然接受了民营公司的邀请，参加影片《忠义之家》的拍摄。

1948年春天，秦怡在影片《母亲》中饰演母亲，从二十几岁演到七十几岁，这一形象的成功塑造，标志着她完成了从一个舞台表演艺术家向电影表演艺术家的转换。

从舞台走向银幕，是秦怡艺术生涯的一个重大转折，在一部接一部的拍片实践中，她喜欢上了电影。

从事业巅峰到天降厄运

秦怡生在城市，长在城市，从前没有到过农村、工厂和军营，不熟悉农民、工人和解放军战士，在成为人民演员后，如何才能演好地地道道的工农兵角色？秦怡面临着全新的考验和挑战。

在新中国电影事业刚刚起步的时候，秦怡接连参加三部影片《农家乐》、《两家春》、《马兰花开》的拍摄，她饰演的拉英、坠儿和马兰都是新时代的工农兵形象。为从思想上拉近自己与角色的距离，秦怡认真学习，深入生活，寻找、体验角色的思想与感情，倾尽全力演好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用今天的眼光看，秦怡饰演的这三位新人物，由于特定时期的社会需要，其宣传意义均大于艺术价值，有公式化、概念化倾向，但秦怡当时以新的面貌出现在银幕上，获得了许多人的高度赞扬与肯定。

正因为如此，解放初期的秦怡感到事事顺心，一个劲儿往前走。仅1958年、1959年短短两年时间，她连拍四部电影，演出两台话剧，艺术创作达到了巅峰期。《青春之歌》中的女革命者林红，戏不多，秦怡以精湛的演技，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视死如归的气概，赢得了观众、同行与文艺界有识之士的极高评价。周总理看了影片后对秦怡说，你看吧，林红这个人物，人们是不会忘记的。直到今天，秦怡在谈到她自己所喜欢的人物形象时，按时间顺序排列，首先提到的总是林红。

在后来所拍的一系列影片中，能像林红一样让秦怡感到满意的，还有《浪涛滚滚》中水利工地的党委书记钟叶平。围绕这一形象，秦怡听到了来自方方面面的许多赞扬之声。只是这部影片在拍摄时，秦怡参加拍摄的另一部影片《北国江南》在报纸上被公开批判，预示着一场暴风雨的即将来临。

正当秦怡用一颗真诚的心去拥抱生活，努力塑造更多的新人物形象时，一场是非混淆、黑白颠倒的暴风雨真的来了！此前，秦怡已连遭厄运：儿子金捷疯了，她本人患了肠癌，好不容易从这两件打击中挺了过来，更大的厄运又从天而降。此后，先是抄家、批斗，接着隔离监护、下干校，没完没了的检查交代。身处逆境，秦怡坚持原则，实事求是。她一生清白，从不做亏心事，既不怕别人栽赃诬陷，也绝不栽赃诬陷别人。待到撤销隔离监护回到家中，丈夫金焰躺在床上不能起来，儿子金捷不断发病，母亲受惊吓不幸去世，专案组成员竟然不告诉她。这种痛苦、窒息难忍的日子，很长一段时间一直留在秦怡的记忆之中。

虽然如此，秦怡对未来依然充满信心。她相信，生命的春天一定会到来！

人生的第二个春天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长达十年的浩劫彻底结束，秦怡再次活跃在舞台和银幕上。

复出之初，秦怡的身影主要出现在各种舞台演出中，用她的诵咏吟唱，歌颂春天的到来，抒发心中的豪情。两年时间不到，秦怡参加了上百场节目。那发自肺腑的铿锵之声，让人听得泪流满面，热血沸腾。观众为此奔走相告：秦怡还活着，她还是那样的漂亮！

从1978年6月在影片《风浪》中演渔轮厂党委书记，到2008年5月在影片《我坚强的小船》中演老奶奶，相继拍了十三部影片和《上海屋檐下》等六部电视剧。在这些影片和电视剧中，秦怡演的配角比主角多。难能可贵的是，那些只有一场戏或几句台词、几个镜头的配角人物，一经她饰演，大多光彩照人，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秦怡戏称这是“跑龙套”，公开声明 “ 我 喜 欢 跑 龙套”，充分体现了一个表演艺术家的高尚艺德。

不仅拍电影，直到九十岁时秦怡还动手写电影剧本。一个关于知识分子在恶劣环境下顽强奋斗的故事，深深打动了秦怡，在心中牵挂了十多年，她要把它搬上银幕。反映人和环境的抗争，有现实意义，可以让更多的人受到感动和教育。

鉴于秦怡对中国电影所作出的突出贡献，自1995年中国电影诞生90周年纪念起，她先后荣获中国电影世纪奖、终身成就奖、国家有突出贡献艺术家等荣誉称号。对此，秦怡十分淡然：“这个奖，那个奖，奖励的是过去的成绩，关键是今后要加倍努力。”

跨入21世纪，秦怡的日程总是排得满满的，她的身影不断在各种纪念、庆典、慈善、义演等会议或活动中出现。秦怡认为，人家盛情邀请，她去朗诵一首诗，或讲几句话，大家高兴，好像会议或活动因此就比较成功。所以，只要抽得出时间，秦怡总是尽量满足大家的要求。

2007年3月7日，儿子“小弟”因糖尿病并发症不幸去世，时年59岁。自16岁那年得了精神分裂症，“小弟”长年在病中度过。秦怡在《孩子与我》一文中写道：“如果我对他什么也不理不干，他一样会来叫着妈妈；即使我为他呕尽了心血，他也只是像平常一样地叫我妈妈！”秦怡就是这样几十年如一日地与儿子相依相伴。忽然间儿子走了，秦怡感情上很难接受，但她很快抚平心中的伤痛，代之而起的是一份大爱，“小弟”不在了，在时间和精力上她可以做更多的事情，参加更多的会议和活动了。

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秦怡每天坐在电视机前看有关灾区的报道，那么多人死了，那么多房子毁了，活着的人缺吃少穿，一幅幅画面令她的心揪成一团，止不住的泪水直往下流。

她不断思考着该为灾区人民做些什么。几天后她应邀赴京参加中国电影人赈灾义演，当场表示捐款20万元，义演结束回到上海，她马上叫女儿把钱送到上海慈善基金会。

从人生之初到白发苍苍，从年轻女学生到高龄老艺术家，秦怡一如既往，个人的脉搏始终搭着国家、社会与时代的脉搏，同呼吸，共命运。

唱不尽的“永恒之歌”

我经常在秦怡家那间客厅中，听她娓娓而谈，谈她的父母、她的童年、她的离家出走、她的演戏(拍电影)、她不同时期的理想与追求，当然也谈她的爱情、婚姻与家庭。好几次交谈结束，走出她住的那幢大楼，马路上已是华灯齐放，沿着街道我缓缓而行，脑中不时再现刚刚逝去的一切，心中更多了一份对她的崇敬。

九十一年的人生，无论是理想追求还是个人情感生活，秦怡老师都经历了太多的风风雨雨，但她始终勇敢地一步一步向前走。她生活在哺育她成长的这片热土上，又深深地爱着这片热土。

秦怡对人是宽容的。当我列出她传记的写作大纲向她征求意见时，她说：“怎么写是你的事，我就不说什么了。不过，有一点请你注意，千万不要为了抬高我去贬低别人。”后来的写作中，我牢牢记住了这句话，我遵循不抬高、不溢美、不损人的原则，力求写出一位真实的秦怡。

自16岁那年登上舞台，75年的演艺生涯，秦怡老师共塑造了舞台和银幕主配角形象70余个，她们横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身份，不同的年龄，从年轻少女到老年母亲，从旧时代的艺妓到女革命者，人物形象千变万化，人物性格多姿多彩，她演什么像什么，既显示了塑造人物的扎实功底，又体现了在表演上所取得的卓越成就。而今，91岁高龄的她念念不忘的还是形象塑造。

记得去年正月初五晚八点，中国文学艺术界举行新春大联欢。节目开始，秦怡、贾作光、王昆、李默然等一批德高望重的老艺术家上台，每人说一句话，讲自己心中的祝福。秦怡年纪最大，第一个发言，她说：“我想再有一部自己的电影新作品，鼓励自己为电影事业继续向上奋进。”她这样说并非空穴来风，其时她正着手修改一部电影剧本《青海湖畔》，故事讲人与环境的关系，主题是向科学家致敬，她演一位中方女工程师。

行文至此，忽然想起秦怡老师二十多年前写过的一段话：“在这么一大堆要做的事情面前，也许我会遇上种种困难，产生种种苦恼……但是我仍然要以满腔激情去拥抱事业——— 事业，是一支我永远唱不尽的永恒之歌。”二十多年过去了，她始终唱着这支“永恒之歌”。惟其如此，她才不愧为中国最美丽的女性。

来源：河北日报 唐明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