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杨光”我从文学青年成长为职业编剧

来源：天津日报

2006年到2017年，作为津派喜剧“杨光系列”编剧团队主要成员的李延亮，从“杨光”第三部一直写到最新版《杨光那些事·艺人》。他写出了天津人性格的豁达与幽默，善良与热情，也实现了自己人生的蜕变──从文学青年成长为职业编剧。他的故事，是一个执著于梦想的人成功的范本。

最后一代做着“文学梦”的人

靠一台“386电脑”闯进文学圈

我是天津土生土长的“70后”，周围的人普遍没什么野心，因为我们的父母就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我们有朴素的基因，我们目光所及都是一个颜色，一个标准，一种生活方式，有股子处变不惊的镇定。但什么事都怕比较，“70后”还没成功，“80后”忽然就扑了上来。

我开始阅读的年代，中国大部分先锋作家还在写东西、出作品，那是文学作品大爆发的时代。看的文字多了，心里就有了影子，这个影子还不是故事，而是“人”。一个不存在的人，他也许是我内心最想变成的那个人，他是最完美的人也是最糟糕的人。他不存在，却能与我交流，无影无踪又无处不在。

我决定把这个人写出来，看看他到底是谁。写作对我来讲就像一次溺水，我在水里扑腾，越扑腾离水面越远……我想用文字表达，想说话让人听，想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可以这么说，因为时代发展，“70后”成了最后一代做过“文学梦”的人。我这么说，是因为后来我认识了很多“70后”作家，包括魏风华、张轶，其中魏风华竟然是我失散多年的中学同学。

那时候我在天津斯普瑞克自行车厂上班，后来调到公路局国道收费站。我买了台二手“386电脑”开始写作。这时我才意识到，书到用时方恨少。说实话，我翻烂了《新华字典》《成语字典》，终于写出了一个中篇小说。

可是，发表作品对我来讲遥不可及──那得是什么人才能在杂志上发表文章啊！但我不死心，总觉得自己能行，总梦想在刊物上看到自己的名字。我开始投稿。结果可想而知，退稿信箭一样嗖嗖地射过来。那时候还没有“草根”这个词，可是有个成语叫“草船借箭”，我就像绑在船上的稻草人，挫败的失落感让我身心俱疲。

梦想当作家的人都喜欢思考，我越思考越悲观，前途渺茫，仿佛进了死胡同。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两年。我整个人抬不起头来，没有真正高兴过一天。

我突然明白，不能再这样下去。没有梯子上房，爬树也得上房。我记得路过新华路时看到一幢楼的门口挂着“天津市作家协会”的牌子，觉得那里一定是作家窝子。有一天下夜班，我直接去了新华路。那幢楼的走廊很暗，对面走过一位花白头发、个子挺高的中年男人，手里提着两个暖水壶。他问：“你找谁？”我恭恭敬敬地说：“我是一个作者，写了点儿东西，想找老师给看看。”他说：“你把稿子给我吧。”

三个月后，也就是2000年8月，我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在《通俗小说报》上发表。后来我才知道，那位中年人是天津著名作家冯景元先生。是他把我从“水”里捞出来的。

看见刊物的那一瞬间，我忍不住哭了。那年我25岁。从那时起，我开始陆续发表作品，还在天津市的一些文学比赛中获过奖。我认识了李治邦老师，他给了我太多帮助。到了2006年，我停止了写小说，因为我的人生有了新的转折。而人生的这次转折，却是因为一个“谎言”。

一通电话“混”进“杨光”剧组

苦中作乐才是高级的喜剧

我师父杨议和我师娘梦真有时候都恍惚，问我：“你是怎么混进来的？”我说：“我是说着瞎话自己找来的。”我跟好多人讲过我进入杨光编剧团队的经历，他们都不信，说，编的编的，肯定是编的。这的确挺委屈我的，我从来不编织生活。因为生活太伟大了。

2005年，《杨光的快乐生活》第二部热播，第三部正在集体创作剧本。我在国道收费站上班，一天中午突发奇想，这电视剧我也能写呀！然后我就上网搜了一个电话，打过去，对方接听后说是办公室，我也没问是什么办公室，就说我是个作者，想给杨议导演写剧本。接电话的人说，你给王团长打电话吧，随后给了我另一个号码。

我给王团长打电话，我说，王团长您好，我是办公室介绍来的。王团长说，哦，是办公室介绍来的，好好好。我介绍了自己的情况。王团长给了我杨光剧组制片主任的电话，我打过去，第一句话就说，您好，我是王团长介绍来的编剧。制片主任说，王团长介绍来的，好啊，那你来剧组一趟，我们见见面吧。

就这样，我在东丽区一个度假村见到了我后来的师父──杨议。我激动得都懵了，没想到会这么顺利进入剧组，仿佛脑海里有个声音告诉我，李延亮，你属于这里。我现在还记得，师父杨议看见我说的第一句话是：“先吃饭吧。”

第三部《杨光的快乐生活》我写了11集。从2006年到2013年，我从“杨光”第三部一直写到“杨光”第九部。这个过程中，我天天跟在杨议老师身边，成了他最亲近的徒弟。

“杨光系列剧”深受观众欢迎肯定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们一直在做真正的喜剧。我师父杨议说，喜剧是开在悲剧这条藤蔓上的花，苦中作乐才是高级的喜剧。这是我们的法宝。我师娘梦真是我们的总经理，也是一位高智商、高情商的职业制片人。她把“杨议影视公司”做成了一个和谐的大家庭，我们推崇“家文化”，所有人的内心都同一个目标，就是制造正能量的快乐。

观众对“杨光系列剧”最多的评价是“接地气”。我们对这三个字的理解是──紧贴生活。最好的语言在大众的嘴里，最好的故事在大众的生活里。我们不是编造故事，而是生活的搬运工。

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我对这句话有自己的理解，能基本还原生活已经是高手了，我从没见过高于生活的作品与人。太阳下没有新鲜事，只有人性的反复才是最吸引人的。所以，向生活保持谦虚的态度，是我们编剧团队一贯的作风。

当“杨光系列剧”锐不可当的时候，我们开始冷静，因为追逐潮流意味着随波逐流。电视剧不好干，尤其是喜剧。时代在进步，网络直播和视频软件的流行让喜剧变得廉价，高级喜剧和洒狗血的闹剧，像皮肤与肌肉一样长在一起，观众的欣赏口味逐年提高，大投入的制作风涌云起，网络影视剧如火山爆发……

2013年，我们的编剧团队做了调整，蛰伏三年后，2016年，我们开始拍摄新版《杨光那些事》。蛰伏，对一个创作团队是好事，是放松，是思考，是观察，是阅卷打对勾还是叉，是厚积薄发。我们归拢思路得出结论──不是我们不够新，是我们不够旧。

现在我还总能回想起，几年前在办公室接我电话的老师，还有那位王团长，至今我都不知道他们是谁，他们肯定也想不起来曾经有个毛头小子打来过电话。但是，他们无意中的善良举动，让我的人生从此多了浓重的色彩。我也常常想，人这一辈子，肯定有一个最适合你的事在等着你。你不找它，它也会找你，然后你会为此奋斗一生。

因为写《爱在摇滚的岁月》

电影之门对我缓缓打开

2008年我从公路局辞职，投身“杨议影视公司”，成了电视剧编剧。2013年我出版了长篇小说《跟完美爱情死磕》，算是给自己的“文学梦”一个交代。我心里还藏着一个“电影梦”，在我看来，写电影就是还原我深藏心底的童话世界。

《爱在摇滚的岁月》是我的第一个电影剧本。这个故事以石家庄的摇滚乐手邢迪为原型，他曾北漂组建“地平线乐队”，后来乐队解散。他这人特有情怀，特单纯，剧本写的就是他和乐队之间坚持与梦想，背叛与融合的故事。

这个剧本我写得很用心。写完后，我跟邢迪一起拿着剧本去北京找投资。本来认为北京遍地都是机会，结果转悠了半年，见了很多影视圈的人，最后连钢镚儿都没见着一个，邢迪还把手机丢了。

又是一次希望与失望的交错，情绪大起大落，时而黯淡无光，时而璀璨夺目。又是一次溺水，又是一次越扑腾越沉。有一次，我俩被一个投资商拒绝后，大半夜沮丧万分地在回龙观附近找宾馆。那天刚刚立冬，邢迪冻得打哆嗦，他跟我说，延亮，再这样下去咱俩就废了，还是我自己投钱拍吧。他回了石家庄，抵押了自己的一套房子，《爱在摇滚的岁月》终于顺利开机。

邢迪把《爱在摇滚的岁月》拿到波兰华沙电影节，没想到在“当今世界”单元获了个小奖。从波兰回来后，我们的电影在石家庄一家影院公映。那天来了几百人，影片开始后，我跟邢迪守在放映厅门口，心虚得厉害，不知道大家是否认可。

放映结束后，观众都没走。主办方的人跑出来喊我们，说大伙都找你们呢。我俩跟做了亏心事似的走进放映厅，迎接我们的是经久不息的掌声。

人这一辈子跟跑马拉松一样，绕着圈、流着汗、腿肚子抽筋也得坚持，因为喜欢听到掌声，只要坚持跑，沿途就有人为你鼓劲加油。无论第一名还是最后一个到达终点，都会有掌声在等着你。

因为《爱在摇滚的岁月》，电影之门对我缓缓打开。我又陆续做了几部电影，随后和天津电影制片厂的制片人赵志彤老师相识，一起与电影频道合作了《青春至上》等电影。后来，李治邦老师推荐我写关于骆玉笙骆老的电影《重整河山待后生》。在李老师的指点下，剧本几经打磨广受好评，计划明年开拍。

四十不惑这句话我挺信的，好多事情一夜之间就想明白了。过去我总说自己在水里扑腾，忽略了岸上总有一双能把我从水里拉出来的手──人生永远是有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