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身上携带着上个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一条脉络

来源：澎湃新闻

9月28日下午, 河南文艺出版社《汪曾祺集》新书发布会在北京万圣书园举行，汪曾祺先生的女儿汪朝、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专家杨早、河南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王国钦以及《汪曾祺集》编选者李建新等出席活动并与读者交流了很多关于汪曾祺的书里书外的话题。

此次新版的《汪曾祺集》共十种，包括小说集四种：《邂逅集》《晚饭花集》《菰蒲深处》《矮纸集》；散文集六种：《晚翠文谈》《蒲桥集》《旅食集》《塔上随笔》《逝水》《独坐小品》。全书均以初版本或初刊本为底本，并参校了各种文集及作者部分手稿、手校本。

王国钦说，在《邂逅集》里，黄裳先生有一段话，说“曾祺的创作，无论采用何种形式，其终极精神所寄是诗。无论文体如何变换，结体的组织、语言的运用、光彩的闪烁，眩人目睛，为论家视为士大夫气，都是诗的效果。曾祺在文学上的野心是打通，打通诗与小说、散文的界限，造成一种崭新的界限。”借此，他认为，汪老一生的文学创作，一直在创新，力求打破小说与诗歌、散文的文学界限。

女儿汪朝说，父亲很早就说“我的东西是会留下去的”，这一点自信他是有的。在文学上，从20岁出头，一直到晚年，他虽然不是表面狂放，但他心里对自己的自诩还是挺深的，他也确实为此花费了一生的精力。更令她感佩的，是父亲一直能够在那里从容不迫地写他的文章、做他的饭、偷偷喝他的酒，不断地接待客人，他非常热爱和享受这样的生活，从来都不着急。一直到晚年，作品也一点儿都不少。

说到这套汪集的价值，学者杨早认为，回到初版本这点最是可贵。汪曾祺是一个现象级的作家，他的现象级在于他身上有很多文化价值和文化意义可以探讨，他身上是携带着上个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一条脉络的。

而回到作品来说，杨早以为，汪曾祺的创作从40年代一直到90年代，这么长的跨度，现当代作家里面屈指可数。而且，汪曾祺的作品很难过时，因为他的作品是跟每个人的生活挨在一起的。他特别提到，汪曾祺在80年代已经出名了，出去开会的时候前呼后拥，家里也一直有客人来访。客人来的时候，他很高兴。客人走了以后，他照样去买菜、做饭、写东西——他跟世俗生活保持一个强烈的关系，但又不仅仅陷在世俗生活里面。汪老直到去世前两年的东西都一直保持跟社会的关系，他自己也说过“我特别关注底层的百姓在吃什么和想什么”，杨早说，“吃什么”是物质生活，“想什么”是精神生活。

作为该书的编者，李建新觉得，在宣传上，说编这套书耗费十年心血有点夸张，因为这对他个人来说是一件很愉快的事，不然也坚持不下来。2005年左右他已经开始设想这套书了，2007年3月给汪曾祺先生的儿子汪朗写了第一封信，而跟出版社签约已经到了2012年8月。

谈到该书的校订细节，李建新举了两个例子：有一篇文章《两栖杂述》，里面有一段句子：“高中二年级以后，日本人打到了临县，我逃难在乡下，住在我的小说《受戒》里所写的小和尚庵里。除了高中教科书，我只带了两本书，一本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一本上海一家野鸡书店盗印的《沈从文小说选》”。这一段，最开始查其他版本，他改了一个字，《猎人日记》改成了《猎人笔记》。后来因为查到，丰子恺的译本是叫《猎人笔记》，大概是1953年、1954年前后，最早是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的版本。汪先生写那篇文章是1938年、1939年，看的肯定不是这个版本。而1936年，耿济之的译本就叫《猎人日记》。他又查了这个文章最初发表的报刊，确实是《猎人日记》。于是又把《猎人笔记》改回《猎人日记》。

另外是一本小说，汪先生改写《夜雨秋灯录》里的一篇，里面有一段顺口溜：“一个面铺面冲南，三个老头来吃面，一个老头吃半斤，三个老头吃斤半。”他看了最初发布的杂志的稿子上只有三句，少了第二句，于是问汪朗老师，这句在北师大出版的汪曾祺全集里是谁加上的。汪朗从家里找出来杂志的复印件，是汪曾祺先生自己填上的，可能是杂志排版的时候漏了。作者自己填，这可以作为确实的证据。像这样的细节的订正，看起来文本没有什么改动，但找到证据的过程很耗费时间。

今年是汪曾祺逝世20周年，各种汪老的集子出版了不少，对此，王国钦副总编辑表示，在编辑和校订当中，不变的是汪老的作品，不同的版本，它的排列组合方法变了，但内容没有变，文学精神没有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