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76年出生在江西省瑞昌市一个乡村，父亲是国家职工，母亲是农村妇女。我在农村长大，小学四年级的时候跟随父亲到了县城读书。上了高中，因为高一时高考政策是“3+1”，语数外再加一门，到了高二又变成“3+2”，有一门没怎么学的学科要抓起来重学。高考结束，我们应届生两个文科班考上了四个人，我是其中之一，但分数并不理想，只能上专科，似乎命中注定一样，我最后去读了警校。其实我从没想过当警察。
在警校学习了三年，毕业后，我被分配到瑞昌市洪一乡派出所当民警。那里离家很远而且很偏僻，牛在地面上走，地面都布满了下雨留的泥槽，没有一寸土地有柏油路。乡政府所在地大概50米长，所有店铺都没有招牌，因为大家都知道哪个是餐馆，哪个是卖菜的，哪个是托管所，都不挂招牌。
我和当地一些年轻教师关系不错，经常到餐馆喝酒聊天，喝醉了酒，大家会互相鼓励着说要走出这个地方，先到县里，再去省会，再去广州深圳，再去上海，最后去首都。我的志向最大，说，我要去纽约，然后大家哈哈大笑，我也哈哈大笑，觉得是不可能的事情。
1999年，我调回县公安局做秘书。有一天，我和同事玩牌，我和两个主任以及一个退居二线的老同志分坐在桌子的东南西北，我20多岁，一个主任30多岁，另一个40多岁，退居二线的老同志50多岁。打牌时有一位主任手气不太好，要求重新掷骰子，重掷后我新换了一个位置。在位置的变化中，我似乎看到了一个局面，20岁是科员，30岁是副主任，40岁是主任，50岁退居二线……我的一生难道就要这样在一个闭环中完成吗？
我不甘心，毅然决定辞掉工作，挣脱似乎已经既定的命运。我的领导们都挽留我，认为我做出了一个非常错误的选择。我的家人也非常反对。我奶奶更是直接，她把她的被褥直接捆好放在家门口，拦住我的去路，说，“你要走的话就把我这个老人也带走。”我是偷偷扒火车离开的。我来到了郑州。
我应聘了很多媒体，人家大多认为我的学历不够，有一些单位直接说，你可以去应聘保安。我觉得很受打击。后来我看到《郑州晚报》招聘体育编辑，就去应聘，没想到第二天就通知去上班。之所以能去那里，也是当年在网上写了很多球评，正好《郑州晚报》缺一个写球评的人，体育部主任觉得我写得不错，就没介意我不会外语，文凭也不够，把我招进去了。
在媒体里摸爬滚打的这些年，养成了我一个性格，就是绝不会依赖于一个地方等待，如果有机会，就会去追求更好的发展空间。所以我在很多媒体工作过，《郑州晚报》《上海青年报》《南方体育报》《新京报》和网易等，也完成了年轻时立志要去省城、广州、北京的愿望。
在《新京报》，一个同事对我的人生起了特别大的作用。有次我们聊天，说起读过的书，我一直认为我读过很多书，他说，“你能不能把你读过的二十本书列出来给我看一眼？”当时我不以为然，提笔就写起了书单，没想到列到10本时就开始心慌，到十四五本时就写不下去了。面对同事的笑容，我发现我读的书真的不够多。之后我就开始读书，各种类型各种题材，那是一种疯狂的阅读状态。到今天我也保持着这种状态，只是阅读方向变了，我现在特别喜欢读中国古代文学和古代历史，比如《左传》《史记》，以后可能要读《孔子》《孟子》。
芥川龙之介是我很喜欢的一位日本作家，他的《竹林下》《罗生门》我都读过，之后买了他的全集。我发现他的作品有的非常优秀，优秀到你永远也写不到那么好。但至少有三分之一我认为我也能够写出来，并且达到这样的水准。于是我有了一个想法，我为什么不能去写一些小说，可能比不上他最好的，但不会比他差的作品更差。带着这样的心态，我开始了创作。
最开始创作时，经历了很多曲折，因为要进入作家的圈子，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写出来的东西没人看，没人承认，是第一个也是最大的障碍。当时我的策略就是把我的小说贴到各种各样的网络文学论坛中。不得不说的是，现在文学论坛的风气不算好，大多数会围绕版主成立一个小圈子，大家互相吹捧，对新人大多抱敌视和打击态度。那段时间我在论坛上受到了很多打击，基本上前一分钟贴上去的文章，后一分钟就会收获一个极大的差评。还好，我的心理素质还算不错，对自己的作品还算有着清醒的判断。
转折来自一个意外的饭局，那天有两个人迟到，第一个是罗永浩，第二个就是我，于是我们被安排坐到了一起。之前我和老罗并不太熟，那天聊得也不算多，只是我听说老罗有博客网站，就说要把天涯的博客搬过去，他欣然答应，我就把博客搬家了。老罗看了我的一些小说的雏形，振奋地打电话说，“你就是写小说的人，你的小说很牛。”罗永浩是一个做事很坚决的人，我的第一本小说集《灰故事》就是他向上海三联出版社积极推荐才得以出版的。
这一本书后，仿佛一扇大门被推开了一般，突然有二三十个在文学界、出版界颇有地位的人给我打电话，邀请我去任职、写稿、出版等。2010年，每天都会听到一个好消息，隔三岔五就会获一个奖。这些都给了我很大的激励，我怕对不起朋友老师们的期望，就更努力地写作。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基本上每天专注写小说，如果说一天24小时都在写，这话的确有些夸张，实际上就是4个小时而已，但其他20个小时都在焦虑，甚至做梦也会和小说主人公对话。
最后创作发展到一个癫狂状态，不愿意出门吃饭，自己也不做饭，开始叫外卖，吃肯德基，后来发觉肯德基送饭不及时，浪费时间，终极解决办法就是吃面包，因为不用收拾也不用洗碗，擦擦手就可以继续写。在这个过程中，我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
终于身体出了问题，那时我正在写一部18万字的长篇，写到一半时开始疯狂咳嗽，初以为是北京的雾霾导致，后来咳出了小血痰。在医院检查了半个月，医生暗示我有可能是癌症。辗转多个医院，查了四个月，终于确定不是癌症，治疗起来也很简单，吃激素就可以了。来来回回吃了四趟激素，体重明显增长。生病后，身体状态和精力都大不如前，现在每天我的有效写作时间只能控制在两三个小时。如果重新来过，我相信我会更加理智和节制，不会像以前那么拼命了。
今年5月，我受邀参加纽约书展。得知这一消息，我突然想起在洪一乡喝酒的事情，那个呕吐的夜晚，以及年轻人酒醉时说的话，当时我说，“我想去纽约”。
纽约书展有一个中国作家的图片墙，我和自己的头像合影，在那儿做了活动，见了一些人，每天非常快乐。看到纽约各种各样的街道、建筑物，和当时在乡下当警察时我的想象完全契合。纽约汇集和辐射了各种各样的精英人士，他们各自有各自的故事，也在这个城市中自得其乐。让我印象很深的是，整个纽约没有看到一片泥土，正如我在洪一乡没有看到一寸柏油路、水泥路一样。
从纽约回来，我收获了很多感悟。回头看看过往的生活，我老家的老同事80%到90%仍然在做警察，我媒体的老同事仍然在媒体里做同样的事情。虽然我离开的代价很大，但对自己的选择觉得自豪。我今年39岁，年纪不算很大，但我认为已经把此生想要实现的愿望都实现得差不多了。年轻时立志要去纽约，我已经实现了。我的长篇小说已经写完，大概明年就会出版。这两件事完成以后，人生中最忧虑的事情就从我心里抽走了，我相信我不会再像以前那么焦虑了，会变得开朗起来。
你笔名阿乙是否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我还有哥哥和弟弟，我是老二，于是就叫阿乙。艾国柱，要成为国家的栋梁，太不容易了。阿乙却没有压力。阿乙就是一个代号，通过这个没有压力的代号可以创造自己的东西，就算是用自己起的笔名从父亲那儿赎回自己的自治权吧。
你之前跳槽过多次，你如何看待跳槽？
我认为跳槽与否，要看你心里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最重要的一点不是你要付出什么，而是你愿不愿意舍弃掉什么。我是随时随地愿意舍弃的人，为了理想去别的更好的地方，即使当实习生也愿意。
现在愿意舍弃的人太少了，很多人是在某个地方有很大的资源，包括人脉资源和工龄工资等，这些都很难轻易舍弃，而且舍弃时还会面对亲人的各种阻力。但大家可以把眼界放开一些，奋斗没有想象的那么可怕。
某种程度上讲你是用你的健康换取了精神上的追求，和路遥有点相似？
对，路遥在40来岁时去世了，但我得到了及时的警告，好像是上帝在照顾我，使我没有走上那条路。来源：成都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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