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钟志清
现代希伯来文学自18世纪末期诞生之日起，多年由男性居于主宰地位。直到20世纪初期，戴沃拉·巴伦登上文坛，评论家们才开始正视希伯来女作家的存在。1948年以色列建国之后的一段时间内，都是由男作家在创造国族叙事。20世纪60年代，奥兹、约书亚等人试图用描写内部自我代替描写外部家园，但他们自己往往不自觉地参与到民族叙事的创造中。为数不多的几位女作家虽然具有才艺，但长期处于边缘地位。60年代登上文坛、一度与奥兹及约书亚比肩的第一代以色列女作家阿玛利亚·卡哈纳-卡蒙曾经悲叹：就像犹太女子不能在犹太会堂与男子一同唱诵一样，希伯来女小说家被置于以色列文学边缘。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一批女作家以一种不容忽视的态势登上文坛，从边缘走向中心，引发了广义上的希伯来文学创作领域的一场革命。新世纪以来，以色列几代女作家同台共舞，堂堂正正地在文学的殿堂上与男作家分庭抗礼。
从一味书写自我到不回避社会
与男作家相比，以色列女作家较为偏重表现人的内心与情感世界，感于哀乐，缘情而发，避开集体主义与国家叙事等重大话题。茨鲁娅·沙莱夫乃是突出的一个例证。1997年发表畅销小说《爱情生活》时，她还只是一位埋头描写家庭生活与两性关系的女作家。她在新世纪之初发表的《夫妻》（2000）与《失去的家庭》（2005）继续诠释的是“家庭与婚姻”生活主题。相当一段时间，当面对记者追问“身为以色列作家为什么只写爱情、母爱、性爱与家庭，而不关注社会情势”时，她回答说自己渴望发掘人的心灵、本我与情感世界，情愿躲开报纸上连篇累牍的暴力与喧嚣。
但是，2004年冬日她回家走在耶路撒冷大街上，与遭遇爆炸事件的公共汽车擦肩而过，目睹了数十条人命瞬间消失的可怕场景，经历了膝盖受伤被送进医院接受手术治疗的伤痛，造成其人及其创作的改变。曾有半年之久，她无法凝神专注创作，因为在她看来，爱与悔恨、恐惧与怨愤等感情波折与真正的命悬一线相比，是那样的微不足道。在继之创作的长篇小说《爱之留痕》（2011）中，她开始借助小说来针砭时弊，体现出一种新变征兆。
发表于2015年的长篇小说《痛》可被视为这种变化的结果。这部作品写的是在恐怖袭击中受伤10年后，女主人公伊丽丝再次遭受伤痛折磨。有甚于此，她年轻时代的恋人伊坦再度闯入了她的生活。尽管他们已经多年不再来往，尽管当年伊坦的离去给她带来的伤害远远甚于在自杀性爆炸事件中遭受的创伤。伊丽丝不仅是一位十分敬业的中学校长，而且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孩子们已经长大，近乎独立。但是，伊坦把失去多年的激情与快乐带入她的生活。她必须编造各种谎言向家人隐瞒她的恋情，因而陷入了人生困境：不知是与伊坦相爱而疗治自己的伤痛，还是要伤害身边的亲人。
这部作品探索了人的内心世界，也探索了人生不幸之源，以精神宣泄作结，著名作家奥兹称之为一部伟大的作品。在一些海外评论家看来，这部小说依旧属于规避当今以色列政治生活的作品，反映的是个人焦虑与悲情。著名希伯来文学学者施瓦茨却说，当人们审视茨鲁娅在文学—民族的语境下描写伤痛之时，她奉献了这部具有独创性和颠覆性的作品，无论在结构上，还是在风格上均显示出大作家的手笔。她屈从于人们所熟悉的路径，为的是将其中断，以改变其方向与目的地。茨鲁娅不愧为描写人物情感的高手，她细致入微地描写了伊丽丝的伤痛，但是这种痛来自精神与肉体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与年轻时代的恋人旧情复燃扰乱了时下的生活，一方面则是其在恐怖事件中身体受伤，而后者毋庸置疑触及了当代以色列社会生活中不可回避的话题。从这个意义上，《痛》超越了其早期三部曲的婚恋主题，可被视为茨鲁娅创作的转折点。
东方犹太人的家族记忆
20世纪80年代带有创新色彩的重要女作家当推奥莉·卡斯特尔-布鲁姆。她早年曾在特拉维夫大学攻读电影专业。自1987年发表第一个短篇小说集《离城市中心不远》后，便被评论界称作最激动人心的希伯来文作家之一，认为其作品表现出一种巨大的挑战，拓展了希伯来语言与叙事风格的疆界，曾经获得伯恩斯坦奖、纽曼奖，并两度获得总理奖。她本人目前在特拉维夫大学教授写作，并应邀在哈佛、伯克利、剑桥、牛津等高校讲学。
卡斯特尔-布鲁姆生于特拉维夫，举止优雅，其祖上是埃及犹太人。近年来，对身份的感悟与追寻成为卡斯特尔-布鲁姆悉心关注的话题。其反映身份问题的长篇小说《一部埃及小说》（2015）被誉为卡斯特尔-布鲁姆最好的作品。
小说主人公的祖上在埃及居住了几世几代：父亲家族可以上溯到1492年犹太人被逐出西班牙时期。当时，卡斯特尔家族七兄弟经历艰难困苦离开卡斯提利亚，定居巴勒斯坦的加沙。母亲家族可上溯到3000年前，当时摩西率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时，只有她的家族敢于说不，而这段历史往往被史学家们所忽略。这一家族于20世纪50年代移居以色列并在基布兹定居，但不久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搬到了特拉维夫。卡斯特尔-布鲁姆采用一种反传统的书写方式，把历史与传记因素结合起来，描写了家族历史，反映出一批以色列人理想的幻灭，以及试图在伊甸园的废墟中寻找优雅、甜美与满足的生活态度。与其他家族叙事一样，这部作品也写到了死亡与葬礼、家庭聚会与欢乐、故事与传说，以及那些无法言状的林林总总，但表现手法诙谐而荒诞，表现出作家独特的文学才华。小说一举夺得2016年萨皮尔奖的桂冠。萨皮尔奖是一项备受尊重的大奖，中国读者所熟悉的大卫·格罗斯曼便是其得主之一。
另一位优秀的女作家罗妮特·玛塔龙与卡斯特尔-布鲁姆一样有着东方犹太人背景。她生于以色列，其祖上也是埃及犹太人。她曾在特拉维夫大学学习哲学与文学，做过记者、文学评论家和书评人，目前在海法大学担任希伯来文学与比较文学讲师，并在耶路撒冷的一家电影学校教写作。她于20世纪80年代登上文坛，早期的两部小说《面对我们的人》（1995）与《撒拉，撒拉》（2000）虽然没有像《爱情生活》那样大红大紫，但也在以色列非常畅销。她创作于2008年的长篇小说《我们的脚步声声》源自童年记忆。小说以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以色列为背景，描写了一位母亲与她的三个孩子悲惨度日的故事。他们住在富人区旁政府租给新移民的摇摇欲坠的棚屋里，勉强为生，而孩子的父亲则因沉湎抗击政府对东方犹太人的歧视，只是偶尔来看看他们。说到底这是一部关于流亡体验的作品，流亡在外的东方犹太人回到了他们梦想中的家园以色列，但是却没有实现自己过上幸福生活的梦想。与西方犹太人相比，他们几乎是二等公民，被剥夺了许多权益，进而暴露出现行社会制度的某些弊端。以色列评论界对这位来自东方的女作家给予了很多赞美，称其创作亦雅亦俗，亦庄亦谐，语言充满着抒情气息，满含着忧郁。早在20世纪90年代，玛塔龙就获得了总理奖。新世纪以来又获得了伯恩斯坦奖（2009）、纽曼奖（2010）。2016年，玛塔龙与以色列国宝级作家之一约书亚一起荣获艾麦克奖。这是一项奖金为100万美元的年度大奖，奖给在学术或专业领域对社会作出重大贡献或产生巨大影响的优秀人士。
在宗教与世俗之间
以色列是历史上书写《圣经》的民族，古城耶路撒冷是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三大宗教的发源地，国人喜欢用神秘一词来形容现代以色列。工作日从周日开始，周四结束，从周五太阳落山之际到周六晚上，是犹太人的安息日，商店关门，举国没有交通工具。相对于勇于大胆创新的茨鲁娅与卡斯特尔-布鲁姆，还有一批女作家比较传统，她们往往出生在正统派犹太家庭，被称作具有宗教心灵与思想。米拉·玛甘便是其中一位代表性作家。玛甘20世纪50年代出生于卡法尔萨巴，在一个充满宗教氛围的正统派犹太家庭长大，早年曾经攻读心理学与社会学。做过老师、秘书、护士，最后成为一名作家。她从90年代初期开始创作短篇小说。新世纪以来，玛甘创作了一系列深受以色列读者喜爱的畅销小说，包括《毕竟是爱》（2000）、《她的天使都睡着了》（2003）、《玻璃蝴蝶》（2005）、《时间会诉说》（2008）、《白兰地与面包》（2010）、《最蓝的眼睛》（2012）、《木匠姐妹》（2015）等，2005年获得以色列总理奖，成为最重要的以色列女作家之一。
玛甘自幼和家人一起恪守犹太教的各种礼仪，即使现在安息日也不开灯。与富有争论意识的犹太人不同，在一个正统派犹太家庭长大的孩子，玛甘接受的教育是：人只是人，不可能了解世间的一切；即使对事情怀有疑问，也不能争论；承认世界有其运转方式，顺势而为，接受世间万物；为人要端庄谦逊；等等。在家里，父母虽然允许孩子读书，但阅读范围却很有限。但玛甘本人又对许多事情充满了好奇，加上后来又在大学里接受过现代教育，促使她对周围的世界不断进行思考，追问究竟是神还是人创造了道德律法，并试图打破一些戒规。
玛甘擅长描写以色列的日常生活、家人关系、爱与负疚，其作品的许多人物都对自己的宗教信仰怀有疑惑，在世俗观念与宗教信仰之间徘徊不定。加之她在医院做护士时接触到来自不同阶层的病人，目睹了各种痛苦，她塑造了诸多残疾人或病患者的形象，试图重铸自己的内在世界，打破某种清规戒律。从某种意义上，玛甘在背弃着自己所成长的那个正统派犹太人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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