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3日，“阿里女员工案”涉事员工王某文的妻子再次发文，表示决定控告周某强制猥亵。就在前一日，该案另一位当事人张某的妻子也通过微博连发五问质疑周某，表示不能再沉默，要为丈夫讨一个公道。
在舆论这一端，从8月7日事件引爆者周某发出“小作文”至今，我们已看到5篇有关此事的“小作文”了，每一篇“小作文”都像个“搅拌器”，卷起舆论阵阵波涛；而在法治这一端，检方认为王某文行为“不构成犯罪”，不批准逮捕；涉嫌“强制猥亵”的犯罪嫌疑人张某则于8月25日被法院宣判依法批逮。 每逢舆论场出现涉法事件，舆论与司法的关系总是不断被关注。支持者认为舆论的开放性，会监督相关方在聚光灯的注视下无限接近真相；质疑者则认为舆论的强势介入会损害法治权威。尽管双方观点互博，却存在共性，即基本的出发点仍是指向司法的公开、公正与公平。
“小作文”引发舆论海啸，会不会“绑架”司法在周某单方面爆料被性侵后，警方立案侦查。8月14日警方发布通报，犯罪嫌疑人王某文、张某因涉嫌强制猥亵罪，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没有证据证明有强奸犯罪事实发生。
8月23日，王某文的妻子发文自述“我丈夫有错无罪”，获得大量支持。9月6日，济南检方宣布王某文不构成犯罪，不批捕，警方对其作出治安拘留十五日的处罚决定。一前一后，虽无必然联系，但难免让一些人联想：如果王某文的妻子不发“小作文”，也许最后的结果不会如此。虽然这只是部分人的脑补，但也不能忽视“小作文”在大众心中的分量，甚至可能成为一种潜在意识：“小作文”可以影响舆论，甚至用情绪裹挟司法。
事实上，舆论和司法有着本质区别。舆论讲究开放，会被情绪主导，司法讲究闭环，以证据主导；舆论往往先入为主，但司法却是事后认定。“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这是司法机关办案的准则。而不管是舆论还是法律，都指向公正办案，舆论的表达可以促进司法公正，反之，只要司法公正则不惧舆论干扰。因而，从周某到王某文之妻再到张某之妻，尽管三位女性都以网络发文的方式获得关注，但只要其发文行为在法律框架内，就算不上“绑架司法”。我们当然希望每一篇“小作文”都能客观真实呈现，但倘若不能尽如人意，也不必过于担忧其会影响司法判断。毕竟，司法机关不是根据“小作文”断案，以这次阿里女员工案的官方通报和司法结果就可知，“小作文”和案情通报并不一致。“小作文”的威力，源于舆论对正义的追求 。本次事件的舆论浪潮，源于周某发布的近8000字文章。随着司法机关进一步介入并发布通报，媒体机构对相关人员的采访报道，以及当事人妻子发布的“小作文”等，综合分析来看，周某的长文与事实存在不少细节不符，但周某目前并没有受到法律意义上的“惩罚”，是否就不需要为细节失真负责？
事实上，引爆舆论的“小作文”，会被大众万千双眼睛围观探讨，反而需要更严谨更真实的表述。这些文章一旦在具有公共属性的平台发布并被围观，就不再是单纯的具有个体属性的发言了，它所承载的意义，也不再被书写者掌控。因而，一旦这些“小作文”出现事实不符，哪怕是“细节不符”也足以引发连锁反应。它表现在周某虽在一定程度“得偿所愿”，但也遭受了网友的质疑，甚至还可能遭到王某文夫妻的控告。
“小作文”引发的舆论能量是强大的，这种强大的本质来源于普通网友对“受到不公正对待者”的朴素同情，来源于人们对公平正义的朴素追求。一旦“小作文”的本身存在事实差异，则极可能会遭受这种力量的反噬。
“小作文”网络维权，会不会被“玩坏”
从几个月前轰动一时的都美竹吴亦凡等涉娱乐圈事件，到阿里女员工周某爆料点燃舆论、相关人员迅速被司法机关控制，“小作文”似乎已成为网络时代部分人“维权”的一种便捷方式。毕竟在网络公共平台上，充满事实细节的“小作文”，很可能让处于弱势的维权者以最小的付出，获得最大的关注。
但具体到上述小作文，都不无争议。如都美竹的部分文章由某网络写手一手操刀，那些挑起网友情绪，又无法求证的，与案件关系并不大的桃色细节散布其间；又如周某所控诉的王某文“强制要求出差”“吃饭期间被灌酒”“偷办卡四次潜入房间猥亵”等陈述，又都与警方通报有出入。如网友所言，一些存疑，而又恰恰是最挑逗大家情绪的内容，最易受到关注。如此反差，让人不无担忧：“小作文”维权，会不会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玩坏了”，甚至引发“狼来了效应”？
需要明确的是，作为重要的维权渠道，网络平台为很多受伤害的弱势群体提供了有效救济，每个人都有合法发声的权利。但发声背后的救济基础是社会信任，社会信任作为一种“公共资源”是有限的，正向的信任会增值，负面的信任会消解，因而，每篇“小作文”都必须且必然经受事实和法治的检验。
可以说，“阿里女员工案”以较为“极致”的方式让我们明白，“小作文”只是一种维权方式，向善还是向恶，谎言还是真相，关键还是背后的人心。如此，周某会不会“成也小作文，败也小作文”，不妨静待事件发展。#红星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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