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我们力争卓越的过程唯有文学

文/张莉

这是虚构作品最有魅力的地方：它能“无中生有”。——世界上原本没有那个人，但因为有了小说家的想象与虚构，这些人来到我们眼前。你知道，当代文学的版图里，每年总会有几个小说人物的到来让人欣喜，突然间他们就在我们眼前开始呼吸、行走、讲述，像闪电般强有力地裹挟起我们的情感风暴。

2016年，我们的单行本优秀长篇小说固然有《望春风》（格非）、《匿名》（王安忆），但我更想讨论那些新锐作品。——2016年1月到2016年10月，路内《慈悲》、张悦然《茧》、黄惊涛《引体向上》、葛亮《北鸢》，成为当代长篇小说领域里的新地标。当然，要特别说明，以上这个名单仅指单行本长篇作品，而这个名单必定也是不全的。

我们多么渴望新作家和新作品！在今天这个被重重雾霾笼罩的天气里。如果你有淹没在长篇小说浩瀚海洋的阅读经验，如果你总是被一些同质化小说重重包围，你就能明白那种期待和向往，那种在晦暗天气里阅读时的某种隐秘喜悦了，你也将明白，那些新鲜的、有异质元素的作品的意义，它们代表了中国文学的生生不息。

读《慈悲》《茧》《引体向上》《北鸢》，你会深刻地意识到，在我们这个时代，总有一些写作者在奋勇逃离那熟悉的写作气味和写作圈子；在一个仿佛封闭并有可能彼此传染的屋子里，总有人试图打开窗子。《北鸢》里对风骨与尊严的书写、《慈悲》里对慈悲和爱的理解、《茧》中对罪与恶的追问、《引体向上》中对宇宙与灵魂的认知……代表了今天的新锐写作者们努力挣脱“地心引力”、向着文学星空拔地而起的努力。

《慈悲》：一个人如何比他的时代更久长

2016年1月，我们看到了水生，他来自路内长篇小说《慈悲》。他太与众不同了。我们几乎马上就认出了这个人。水生的一生遇到灾荒、饥饿、疾病，遇到有毒气体，坏运气，以及如影随形的贫穷。生活无数次伸出利爪试图把他拉进泥潭，这些泥泞完全可以把一个人一点点吞掉，完全可以把一个人变成“滚刀肉”，“混不吝”。如果水生不自我挣扎，很容易变成一个灰头土脸的人、一个削尖脑袋向上爬的人、一个把别人踩在脚下的人。但他没有。他一点点挣脱。在他漫长的人生里，在那个有毒气体的环境里，他遇到师傅，遇到玉生和复生以及根生，即使外在世界再坏，他内心也保持了完整。

水生仁义、仗义、清醒，有所做有所不做，是平凡生活中有魅力的人，是平民中有英雄气的那种人。那种与意志和情怀有关的光照亮了水生和他所生存的环境，照亮了当代文学作品在表现工厂生活时所留下的空白。想想《乔厂长上任记》里的主人公吧，他是雄心勃勃的人，是改革的年代的弄潮儿；《大厂》里的吕建国，是改制时代的管理者，他有他的迷茫和苦楚。这两部著名小说，都是写作者们处在工厂当家人视角所写，他们写出了作为管理者的抱负、为难、承担。而《慈悲》不是。《慈悲》与之相对。——《慈悲》写的是作为工人阶层，作为被管理者的日常生活。路内把我们拉回到读者中间，拉回到车间里，拉回到工人的家门口，拉回到他们破旧的饭桌前。它要求我们和工人在一起，看工厂改革，工厂改制，看工厂领导们的种种面容。《慈悲》里，有工人们如何为了活下去与命运所进行的种种搏斗。

尽管小说家并没有刻意强调，但《慈悲》依然呈现了五十年来中国工人的际遇，这是工人眼见的工厂荣衰的变迁。将《慈悲》与前此两部有文学史意义的作品放置在一起，会看到不同代际作家之间关于工厂生活的对话，那是写作者不同立场和价值观的一次深有意味的交锋。由《慈悲》提供的视点往回看，才会看到中国文学如何与中国工厂的光荣与衰落同步，会看到中国文学如何写下工厂的体面、欢乐、没落与灰暗。

《慈悲》的语言简洁，有力，深刻，决不拖泥带水，也绝没有感伤气。这与并不枝蔓的内容正好相得益彰。事实上，水生与玉生之间的情感平凡而朴素，写得别有深情。他们与复生的相处是小说中最夺人心魄的所在。

读《慈悲》，会发现那个青春的、躁动的叙述人慢慢没有了毛躁气，从《少年巴比伦》到《慈悲》，叙述人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他变得温和、宽容、仁爱。由此，读者意识到，路内是有情义的、对时代心怀警惕、有所思考的写作者。作为小说家，路内一个猛子扎到了我们所未知的历史深海里，他迅速而强有力地抓到了那些被忽视的但又重要的部分。

就当代文学史而言，路内贡献了一部忠实记录此时此刻的作品，那里有五十年来中国工人的生活史；同时，这也是能超越此时此刻的作品：他写下的是一个人如何面对他的苦和难，如何以慈悲之心宽待那样苦和难。这是小说最弥足宝贵之处。——以《慈悲》开始，路内撕下了自己身上“残酷青春写作”的标签，他以令人惊讶的克制和简笔创作了他写作生涯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他也以此向读者有力地证明了属于新一代写作者的勇猛和无畏。

《茧》：探到历史的隐秘与深暗处

2016年8月，我们读到了《茧》，张悦然的新长篇。整部小说叙述绵密，丰盈，元气淋漓，作为读者，你会在阅读时不断感叹，这部跨越五年写就的长篇很可能意味着张悦然另一个黄金写作期的到来。

《茧》为我们带来了一个有魅力的和承担意识的青年女性，李佳栖。实际上我们很容易从人群中分辨出这位女性，她是我们通常认识的那种文艺女青年。但是，我们很快发现自己判断有误，有一种力量从李佳栖身上长出来。那是一个人对于过往历史不断进行深挖的力量。

李佳栖在重新记取属于她的个人历史。“钉子”是《茧》中的罪恶之源，它出现在1967年的一个雨夜。医院领导程守义被红卫兵批斗殴打，昏迷后太阳穴里被人趁机锲进了一个钉子，从此成为植物人，这是这部长篇小说的核心事件。而李佳栖的爷爷则是事件凶手。

这是关于民族历史的“故事新讲”。当李佳栖面对病床上的有着院士光环的爷爷问出，“你觉得自己有罪吗”的时候，她身上有了属于她的光亮。这是黑暗历史的追问者，也是承担者。历史秘密在这个执拗的姑娘那里像剥洋葱一样层层剥开。面对罪恶之源，面对人性的深渊，她并不闪避。

《茧》是有思想能力的作品，小说家在尽可能地构建年轻世代面对历史的众声喧哗，在尽可能写出年轻世代面对历史的复杂认知。面对历史，李佳栖不是审问，不是批判，不是指责，也不是质疑，而是同情，她相信他们的忏悔，她理解他们的负罪感，并且，她不把自己从负罪者阵营里剥离出来。程恭理解历史的方式是寻找爷爷为何被害的原因。他试图站在施害者的角度去理解；历史氛围固然是可怕的，但更可怕的是人的趁机作恶与主动作恶。但沛萱并不面对真相。她切割了“自我”与罪恶历史的关系；李佳栖男友唐晖则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将“我”与“年长者”的关系切割。——事实上，面对历史的冷漠态度也不只是年轻一代，更是我们身边大部分人的想法。

选择历史这个脚手架来完成个人艺术创作的蜕变，是属于张悦然式的自我更生。她借助历史打开了自我。这种打开并不是那种简单的走出公寓似的打开，这是对有关“个人”和“我”的理解力打开。一切的过去都与“我”有关。——他们的善恶荣辱与“我”有关，他们的痛苦忏悔也与“我”有关。

如果你能了解张悦然这个名字之于80后一代及青春写作的意义，你便能深刻了解她在《茧》中所发生的巨大转变；你便会更了解这位小说家如何自我设限，如何自我突破。作为最具代表性的80后小说家，张悦然以这部沉稳、扎实、有理解力、有光泽的27万字长篇作品完成了蜕变，重建了新一代青年之于历史的想象。《茧》的出版也表明，年轻一代对历史的书写并未停止，也许，从未停止。

《引体向上》：向着辽阔星空奋力跃起

还是在2016年8月，我们听到一个男人对他的心肝宝贝说：“亲爱的，我们离开地球，去宇宙。”于是，他开着车、带着妻子一起飞跃，来到了宇宙。这是黄惊涛《引体向上》奇崛的开笔，小说家黄惊涛的勇猛处在于直接让他的人物向远方而去，毫不留恋，毫不迟疑。

多么感谢黄惊涛的决断！我们由此看到我们身处境遇的不堪：地球上的我们斤斤计较，我们匆匆忙忙，我们有如被蒙上眼睛的驴子一样，在一个轨道里按部就班、麻木前行。这是反科幻的科幻小说，带着一种奇异的光，它使我们不由自主地反观我们的一切。这个男人是多话的，是调侃的，风趣的，幽默的，也是喋喋不休的。

“我告诉你，宇宙中所生成或说明所发明的东西中，其他的大多都带有寒意，比如机器、政权，乃至民主，但是有两种事物，始终能带来温暖，一种是爱，一种是故事。人类这种残暴而又没有出息的东西发明了一切，但只有在这两点上他们做出了正确的创造。”

他以狂想挣脱人类身上无形的绳锁，“我假设没有立交桥、环路做摊大饼式的同心圆结构，那些道路不会高过路边居民的屋顶；我假设那些居民在做爱时，不必担心被高架上风驰电掣而过的司机偷窥，假如他们可以尽情地享受，而不必让汽车声吵到了耳朵；我假设那些司机不会因此而分神，那里的道路上不会有突发的车祸……”

今天的中国长篇小说创作是旺盛的，也是过剩的，大多数小说语言粗糙，故事简陋，人物命运总有某种轨迹可寻。但《引体向上》独辟蹊径。黄惊涛如滔滔江水般的话语能力实在让人惊艳。尤其是《引体向上》中宇宙情境与语言表述相映成趣，既滑稽又庄严。一如李敬泽在序中所言：“他像太空漫步的哈姆莱特，这时他面对的不是墓园可笑的骷髅，而是争利于蜗角的人世，背负青天朝下看，一切都是嗡嗡叫，而唯一被放大、被呈现的声音，只有他自己，思考的、感伤的、评述的、宣叙的、柔情蜜意的冷嘲热讽的、悲恸且深长的……”“这情境和角度使话语获得了辽阔卷曲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喧嚣与寂静、庄重与放浪、灵与肉、矛和盾，相互对抗相互转化，亦此亦彼，亦真亦假，宇宙是舞台，话语呈现为漫游太空的戏剧。”

当然，逃离地球并不是最美好所在，当二人来到无名之星，一个变成了聋子，一个则被毁坏了眼睛。最终，妻子落到了人群熙攘的星球，她遥望远处的星空，再也无法与他相聚。

《引体向上》是今年被媒体与读者严重忽视的长篇作品。——某种程度上，黄惊涛像极了那个上天入地、冲撞天庭的孙悟空。作为写作者，笔就是他的金箍棒。只是一个跟头，他和他的人物就翻到了宇宙中，由此，我们得以重识小说作为“稗类”的魅力。黄惊涛使我们再次确认，小说从来都不是正襟危坐于庙堂之上的，它本就应该嬉笑怒骂，荤腥不忌；他使我们不得不承认，《引体向上》是让人返回自由之身和自由之心的作品，是今年文学排行榜的“遗珠”。

《北鸢》：“高平曲折，皆成山水之象”

来到10月，我们遇到了葛亮和《北鸢》。我们看到那两位气质脱俗的民国儿女——文笙和仁桢在城墙下相遇。她对他说“我认得你”，他同样回答，“我也认得你”。少女的手划过少年的手掌，那是美好的属于古老中国的一幕，那里有属于中国人的羞涩、柔情和让人心头一软的东西，是独属于中国人的情爱传达。

作为读者，你很难想到，在2016年下半年会有这样一部作品问世。这是中国文学传统内部生长出来的作品。小说家以工笔细描的方式勾画了1920年代至1949年前的民国人物图谱。虽然以家族故事为蓝本，但葛亮挣脱了家庭出身给予的限制，以更为克制和理性的视角去理解家史与国史，显示了一位青年作家不凡的文学抱负。

葛亮勾画的民国面影与我们所期待的民国叙述保持了某种距离，它暧昧，混沌，萧瑟，孤独，但也暗有生机。在那个时代里，人应该怎么走路，未来在哪里？是全身心投入时代主潮，还是冷静远观，不即不离？小说家触到了历史人物的基础体温。寄居他乡的昭如母子亲见小湘琴因私情暴露瞬间变成新鲜的尸体；年幼的仁桢眼看着阿凤倒在她孩子的身上，终生难以忘记死亡的擦肩而过；半痴呆的昭德夺走了敌人的凶器，选择和他们同归于尽，只留下“哥儿，你的好日子在后头呢”的遗言……那里有大乱离时代命运的无常，也有我们最朴素最日常的情感。

葛亮写出了民国人的信仰与教养，《北鸢》展现了藏匿在历史深层的、有如微火一样的中国气质：温和、仁义、正直、柔韧。什么能抵挡得了时间呢？一些东西冲刷而去，另一些东西则留了下来，成为结晶体。小说家是岁月微光的拾捡者。那不只是拾捡，也是一种理解。——他试图理解彼时的人们，试图理解潜在历史内部的民族气质，他引领读者一起，重新打量生长在传统内部的、被我们慢慢遗忘的文化资源和精神能量。

《北鸢》的难度在于使用了典雅的民国语。但并不是单纯的还原。这是接受了现代文学传统的新一代写作者的尝试，他试图在旧语言形式上注入新能量，以使现代汉语焕发古雅、诗性的魅力。显然，这样的尝试是成功的，小说由此具有了既古典又现代的调子；由此，小说抵达了中国诗画艺术的“写意性”。克制，内敛，清淡，静水流深最终成为《北鸢》之美。无论是从语言还是就美学风格而言，葛亮的写作与今天的当代长篇写作潮流都不相融，但是，正因为独异，正因为不融，也才更显宝贵。某种意义上，《北鸢》是当代文学的惊喜收获，它构成了当代文学的异质力量。

特别要提到的是，这些小说的语言独有光泽。路内小说的简洁、深刻；张悦然小说的繁复而诗性；黄惊涛小说的戏谑与幽默；葛亮小说的雅致，以淡笔写深情，都让人印象深刻。借助有个性、有魅力的语言，这些小说家将生活在遥远之地的、不为人知的人们的生活呈现在我们面前。这不是即时的、粗糙的、日日更新式的写作，这些作品是他们潜心写作三年、五年甚至七年时间写就，每个汉字里都凝结着写作者的心血，都经过斟酌思量、细心推敲，都经过时间的历练和沉淀。这是对时代和历史有所思考的写作，小说家们关注人内心的深度、人的希望与疼痛，爱和恐惧；他们书写的是我们耿耿难眠无以言说的那部分；他们在尽可能思考我们这个时代生而为人的意义，写下我们生而为人的尊严所在。

“唯有文学能持续地清晰地记录我们力争卓越的过程。”约翰·契弗说得多好。——《北鸢》、《慈悲》、《茧》、《引体向上》里，写有这时代的新写作者如何摆脱那些附着在自身的“泥泞”的历程。由此，小说家刻下的是那些有腰板的人、心存慈悲的人；秉烛夜行的人，刻舟求剑的人；生机勃勃的人、心存善好的人。当然，很可能这些作品也都有遗憾和不完美，但这一点儿也不妨碍我们对路内、葛亮、张悦然、黄惊涛的理解和认识。——作为写作者，他们以文学立身，也以文学立心。

（张莉，文学批评家，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