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今天这个场合,面对一尊尊智慧的头颅,我的任何发言都将是大树下的阴影。况且,我也曾听说“心灵则手巧”,头颅与心灵的交光互射,成就了各位双手的乖巧。于是,各位在诗歌、散文、小说乃至戏剧方面的耕耘,因乖巧的双手而连年丰收。
多年来,我享用着这丰硕的盛宴而逐年对文学有了些许认知;基于认知而有些许实践;立足实践而些许体会。今天,不揣鄙陋,谨向诸位作一简略报告,恳请大家批评指正。
对于文学,我的起点是比较低的。当身边的小伙伴畅谈雪莱、惠特曼、莎士比亚的时候,我正在拆解汉字,用六书分析拆卸下来的部件。当同学们激情创作诗与散文时,我还在努力理解什么是“风雅颂赋比兴”,什么是“起承转合平上去入”。而当朋友们开始在《诗刊》《收获》等刊物发表作品时,我还在揣摩韩柳文章到底好在哪里。
也就是说,当他人直捣黄龙,进入文学大观园时,我尚在捣鼓一枚枚汉字,徘徊在大观园的墙根下。当他人把控全局进入创作时,我尚在分析字词段落。然而幸运的是,我撞见了文学大观园的偏门,走进一看,黑黝黝的窗户正有蜘蛛吐丝做网,空荡荡的横梁正有燕子衔泥做窝。
立足此刻,回望过往,内心自然有“总是慢人半拍”的懊恼;然而,也未尝不曾有“慢慢走欣赏啊”的悠游自得。
因此,我理解的文学,不是“主体审美意识语符化显现”的文学,那是语言学范畴的文学。我理解的文学,是《论语》中“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之文学。孔子以此四科衡量三千弟子,十人入列。入文学之列的子游、子夏,没有语言学范畴的文学作品传世,因为他们的文学观是文字学文学观。语言学文学观,认为汉字仅仅是汉语的记录符号,一切决定于语言。文字学文学观认为汉字与汉语是互动的,汉字雅化汉语,然后产生文学。
以上是我向大家报告的第一点,第二点要报告给大家的是,我如何理解文史哲不分家。就这个话题而言,我的教训多于经验。我中考历史考了99分,到了大学,以为裸考可以轻松及格,然而结果十分出人意料,补考仍不及格。知耻近乎勇,为了找回自信,我直接读了《史记》与《汉书》。马班两位史学大咖,挥毫叙事,其底色却是经学,因此我探本溯源,又读了些经书,主要是《论语》《孟子》。就这一丁点阅读感受,我的体会是:
文学教会我们恰当、有效地表达,哲学教会我们条理清晰地思维,而历史为我们的思维与表达提供切实可靠的案例。中国的经学即哲学,中国的史学同时也是文学,古人强调的“经史同参”,说的不正是这层意思吗?
就此机会,我想再报告第三点,我对经史子集以及文学四大体裁的一点思考。毋庸置疑,今人常说的文学四大体裁,当下正统领文学大军冲锋陷阵、攻城拔地。诗歌、散文、小说、戏剧,这一来自西方文艺学的基本划分,丰富了我们对文学的理解,也繁荣了我们的文学实践。诗云“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在西方文艺学的切磋琢磨下,中国文学之玉将更为璀璨而熠熠生辉。然而,如果我们就此放弃我们本有的文学观,那终将陷入“他山之石,无玉可攻”的尴尬境地。
中国本有的文学观属于文字学范畴,由此来看,中国的经史子集无不可以视为文学。习总书记强调文化自信,在复兴优秀传统的进程中,我们是否能用文学实践与文学创作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呢?对此,我们是否具备基本的能力与初步的条件呢?我看是有的。
黄摩崖的《头颅中国》,至少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能。在这本文史哲融通的作品里,作者以他缜密的思考、冷艳的文笔、详实的案例,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先秦经史子集诸子百家上河图”。这种写作,是经历了西方文艺学洗礼之后回归主场的写作。这种写作,或许已经开启了文坛写作的新窗户。我们是幸运的,近水楼台先得月,顺着这扇窗户,我们必将看到不一样的风景。
钱学森曾有著名一问:新中国为何培养不出国学大师?近来山东大学杜泽逊教授做了言简意赅的回答:受西方分科思维的影响,新中国的文史哲教育,是割裂经史子集的教育。经史子集是国学的基本格局,散了格局,又如何培养大师呢?
我们青年,当于文化转型、文化复兴的当口,敢于担当,有所作为。我们可以拿来,西方的语言学文学观,可借以丰富与繁荣“孔门四科”中的言语科,为何不拿来呢?我们也要护持,自家的文字学文学观,怎可用进化论的名义降格为时间维度中的遗迹呢?文字与语言的互动的规律,运用文字雅化语言的能力,是没有古今之别的;“言而不文,行而不远”,用汉字写作,无雅化则无以成文,“我手写我口”,不过是言语型叙事学争正统的虚张声势罢了。中国的叙事学,从古至今都是言与文并行,西方的二元对立无法理解这一点,而我们为何不护持中国叙事学的双盈格局呢?
青年文学专委会,无论在拿来还是护持上,都为广大文学青年提供了笃实的平台;黄摩崖的《头颅中国》则在拿来与护持上提供了实践的范例。传承与发扬优秀传统文化,青年义不容辞,青年文学专委会肩负使命。愿与诸君结伴前行,相互勉励!
谢谢大家!
来源:红网 谭良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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