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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年的战争•北塘
侯德云
我叫弗朗索瓦•德•拉尔希，1860年随蒙托邦将军远征中国。在跟随蒙托邦将军之前，我是法国驻北非骑兵第一军团的中士，一个吊儿郎当的下级军官。
我永远不会忘记蒙托邦将军写给我的亲笔信：
“拉尔希中士：军事部决定派你调至我处任旗手，并作为私人秘书随同前往中国。见信立即回国。至巴黎后，速来多瑙河大酒店。蒙托邦将军。”
是我父亲，阿日诺尔•德•拉尔希伯爵，暗中摆布了我的命运走向。他把自己的“混账儿子”从非洲调往中国，是想让他有所历练，兴许能混个一官半职，或者至少改改他那玩世不恭的秉性。
我追随蒙托邦将军离开法国整整七个月之后，战争才真正开始。1860年8月1日下午三点，法英联军共两千人，在白河北岸登陆。我们的计划是绕道北塘，从侧面进攻大沽口炮台。
两百名广东苦力也随同我军一起登陆，他们的任务是运输武器弹药和军需品。
正是退潮时分，我们乘坐运兵船奔向海岸。在离岸大约一公里的样子，运兵船搁浅。将军一声令下，士兵纷纷跳进水里，像一大群青蛙蹦来蹦去，嘻嘻哈哈的，做游戏一般。
临近海岸时，我们发现堤坝上有小股清军骑兵正在集结。将军下令，做好战斗准备。
可是很奇怪，集结成队的清军骑兵突然消失，一个都不见了。
那天晚上我们在海边露营。参谋部杜潘中校带侦察兵前往北塘侦察，凌晨两点返回，向将军汇报说，北塘无驻军，也没几个居民，外围的两处炮台无人守卫。杜潘还说他进入炮台仔细探查，发现了一些包着铁皮的木制炮。
清晨五点，我们列队向北塘进发。
北塘是一个村庄，但看起来更像是一座城邑。有城墙，有城门，有成片的民居。
街道上有三三两两的村民在闲逛，显然绝大多数村民已经举家逃走。我希望剩下的这些人能加入我军的苦力队伍，我们需要大量人手。
将军命令士兵在村中挨家挨户进行搜查，房屋，前院，后院，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以防清军在此埋伏。
居民区的一幕幕惨状让我们心惊胆战。很多人家的水缸里，都漂着被勒死的儿童和被割断喉咙的女人。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头朝下被塞进水缸的。还有不少女人吊死在房梁上。
我带领十几名士兵闯进一座四合院。这是北塘最排场的住宅，看样子像是官宦人家的府邸，有几十间房屋，有空旷的庭院和花园，驻扎一个团的兵马都没问题。
这座四合院有主房七间，主房左右各有耳房四间。室内格局完全遵照中国北方习俗摆布，主卧里有一张紧靠墙壁的大床，是用砖头砌成的大床，中国人叫炕。炕上挂着帷幔，铺着绸缎被褥，摆着靠垫。
一进卧室我就愣住了，身后的十几名士兵也都愣住了，其实叫惊呆更准确。
炕上躺着三位妇人。一位衣着简朴的老妇，两位衣着华丽的少妇。老妇躺在中间，枕一只黑底绣花枕头；年龄看似稍长的少妇，躺在老妇的左边，枕一只红底绣花枕头；年龄稍小的那位，躺在老妇的右边，枕一只绿底绣花枕头。三位妇人都梳着“两把头”的发型，还都是天足，看来是满人无疑。
年龄稍小的妇人，容貌美极了。我以前从未见过那么美的中国女人。
三位妇人的喉管都被切开。显然是刚刚被切开的。她们的身体还处在痉挛状态，喉咙里嘶嘶作响。鲜血在流淌，炕上的绸缎被褥都浸泡在血水里，丝绸帷幔上也溅有醒目的血迹。
两个小女孩坐在炕上的血水里玩耍。三位长辈的奇怪表情让她们觉得很好奇，她们用沾满血迹的小手，一会儿拍拍这个，一会儿拍拍那个，嘻嘻笑个不停。
火炕对面有一位身穿袍服、扎着腰带的中年男人，他坐在太师椅上，瞅着炕上的三位妇人和两个女孩。他的脖子在流血，从胸膛流到腿上，然后一滴一滴，滴在脚下的一柄钢刀上。
男人的右手握着一把纸扇，在轻轻轻轻地摇动，为的是赶走他胸前嗡嗡作响的苍蝇。
男人看见我们，目光变得凶狠而轻蔑。他似乎是在嘲笑，嘲笑我们在他的壮举面前呆若木鸡。
扇子的摇动幅度越来越小，终于停止不动。男人胸前的血迹，也渐渐凝固成褐色。
屋子里的死亡气息压得我喘不上气，两个女孩的嬉笑听着格外瘆人。我实在待不下去，转身走出房间。
我私下猜测，男人应该是这宅院的一家之主，老妇人是男人的母亲，少妇是男人的妻妾。男人先杀掉她们，然后杀掉自己。
我庆幸男人没有勇气对自己的一双幼女痛下杀手。
眼前的惨状，让我对原本无限憧憬的史诗般的对华远征产生极大的怀疑。我暗中一次又一次询问上帝，人类为何要动辄发起战争？
我对北塘村民的行为也大为不解。我们的敌人是清政府，不是他们，他们何苦要去寻死？他们是不是事先听到了什么骇人的谣言？
我命令士兵把两个失去亲人的女孩带回军营，交给随军的牧师。她们将被送往上海，由一家基督教慈善机构抚养。
很多年后我听说，女孩子中的一个因病去世，另一个长大后做了修女。
我不知道那修女的记忆中还有没有当年的血水和嬉笑，有没有亲人的死难惨状。但愿没有。
原载《微型小说选刊》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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