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附中碎忆

复旦附中与复旦小学一样也在国权路上。小学在邯郸路那里，附中靠近四平路。小学毕业后我去附中读书。附中当初分走读班与住读班，住读班学生住在学生宿舍里，那个宿舍也叫第三宿舍，在附中对面，与附中隔国权路相望，与复旦第二家属宿舍背靠背一墙之隔。住读生是从市内各区招来的，他们大多只会说上海话，普通话说不好，属于“瞎三话四”水准；走读班学生都是家住附近的，那时主要来自三个地方：复旦家属宿舍，铁路新村和4306厂（也叫海军宿舍）；另外，还有十来个部队子弟，是四平路上空四军大院里的。住读生与走读生基本没有什么交集往来，井水河水互不搭。背地里住读生叫走读生是“乡下人”，走读生叫他们“上海瘪三”。

复旦附中当初有两栋一模一样的红楼，红墙红顶，庞大而有气势，一南一北对称坐镇在校园里。那两栋红楼颜色形状都别致，当初除了杨浦中学有一栋楼与其相似之外，其他地方没见过，可谓复旦附中的标志，距离颇远就能看到红楼高耸的红色屋顶。教室主要集中在北楼里，南楼里有阶梯教室音乐教室广播室医务室物理课和化学课的实验室，三楼还有学校的电子工厂等等。复旦附中背面围墙外那时是国权大队的农田，农田里有一两个趴在地上的矮碉堡是中华民国留下来的历史遗迹，还有一个废弃的砖窑我们小时候称之为假山，形状也有点像碉堡。北面围墙外也是农田，还有一条四五米宽的小河横贯东西，小河边上紧靠国权路是个猪圈。到了晚上周围夜色笼罩，附中北面红楼的许多窗口里透出白色日光灯灯光，远处望去十分显眼，从那些窗口里还能依稀看到自习学生走动的身影。

进中学后课目增多，最明显的是多了物理课和化学课。那两门课一度改名叫做“工基”“农基”课，应是工业基础和农业基础的简称，尚未进中学时，一个同学颇自豪地告诉我说他哥哥在中学里“工基”“农基”都考满分，我当时听了诧异：不知“公鸡”“农鸡”是什么课；而且以为“农鸡”是“母鸡”的口误。但我进中学时“公鸡”“农鸡”又改回“物理”“化学”了。

附中有很多好老师，有的是名师。教过本人的老师里有几个使本人难忘。比如教数学的徐继文老师，那是一个名师，后来做过附中的校长。徐老师课教得极好，并且他身上有一种从前中国知识分子所特有的正派气质，使人不自觉肃然起敬。教地理的陈国兴老师也是名师，讲课风趣生动，把本来枯燥乏味的地理课变得让人饶有趣味，他说淀山湖里的鱼儿多到竹竿插到湖水里不会倒；又说淀山湖的水是甜的。后来我们去佘山学军，有一次组织去淀山湖活动，坐在木船上，陈老师兴致勃勃拿个勺子舀湖水给大家喝，说：都喝喝看，是不是甜的？恰巧那时有个渔船迎面划来，船上有个渔民蹲在船尾撅着光腚往湖水里“施肥”，大家看了都笑，说：是甜的，是甜的。

但我印象最深的是教我们语文课的马长庚老师。马老师其实我早就认识，他与我住在同一个复旦家属宿舍里。小时候常见他拿把气枪在宿舍里的几株大树下转来转去打麻雀。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允许放空枪。麻雀经常在马老师举枪瞄准的同时一跃腾空而去。偶尔马老师眼疾手快，也有手起枪响的时候，不过，伴随枪声常常只见到悉悉索索飘落下来的树叶，不见一头栽倒地上的麻雀的。

进附中后马老师教我们语文课，也是我那个班的班主任。马老师的板书清风瘦骨写得非常好。他写字不连笔，字的结构右上方略微扬起，板书整体看去，间隔疏密错落有致，行云流水挺拔俊秀，看他的板书赏心悦目是一种享受。

但最让人难忘的还是马老师的朗读。马老师的普通话不算太标准，但他朗读时浑然无我，声情并茂，配以自发的手势，效果引人入胜。他读《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的“铁如意，指挥倜傥，一座皆惊呢”时，自动进入角色，化身为三味书屋的老先生，一边读着，一边“微笑起来，而且将头仰起，摇着，向后面拗过去，拗过去”；读《藤野先生》时，会让人相信他“就是叫做藤野严九郎的”。最记忆犹新的是他朗读方志明的《清贫》，当读到“赶快将钱拿出来，不然就是一炸弹，把你炸死去！”时，马老师模仿那个国军士兵，双脚拉开一步，做出抛掷手榴弹的姿势，但不知是因为马老师自身形象太器宇轩昂，还是那架势太过大义凛然，看上去更像是“为了新中国前进！”。

中学三年级时去南汇学农，马老师与我们住一起。马老师喜欢下象棋，夜里闲来无聊他便来找本人“切磋棋艺”。我俩棋艺不相上下，属于那种遇见不知楚汉河界是哪国边境的，则百战不殆；遇见百万军中取老将首级如探囊取物的，则百战百败。势均力敌旗鼓相当，切磋起来倒也门当户对。

下棋时马老师做出气定神闲处变不惊的样子。然而当他鼻子里的呼吸声变成沉重的喘息声时，就大抵可以知道他那里世事艰难，战局发展不尽人意了。到了大厦将倾，眼看老将难逃萨达姆命运之时，马老师会一脸凝重陷入沉思。一旦确定大势已去无力回天，马老师便将前倾的身体向后仰去，舒展一下胳膊和后背，然后将手里捏着的和棋盘边上的棋子拢回棋盘，说：“再杀一盘”。通常笑到最后的总是马老师，不然还会“再杀一盘”的。马老师取得最后胜利时，并不掩饰喜悦的表情，但也不忘记宽慰战败了的本人，说：“下得不错，下得不错”。

对于马老师的还有一个记忆是他对自己的班级仿佛颇有荣誉感。比如遇到学校开运动会之类的，常可见到他手里抱一堆学生脱下的衣服，满操场转悠着给他班里参加比赛的学生加油助威。当他班里的学生跑了第一，他很自豪地告诉其他观看的老师学生说：“这是我班里的，我班里的”。他用手表当跑表给他的学生看成绩，他的表是走在时间后面的表，所以当他告诉学生百米成绩九秒五时，千万不能以为自己可与博尔特一较高低，因为实际成绩不会快于十三秒的-------。

对于附中老师的印象是如此的深刻，以至于虽然已经过去了几十年，想起来依然如在眼前。

我读附中时，高考尚未恢复，学习成绩好坏与毕业后前途无关，所以当时学习气氛远不如后来。比较受重视的课目是数学物理化学，“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是那时常听到的说法；其次是外语（英文）语文，政治地理历史属于冷落课目——但高考恢复后，附中分文科班与理科班，政治历史地理之类课目是文科班的必考课目，因而受重视程度与我们那时不可同日而语。

除了上课以外附中的课外活动远多于小学。当初附中有不同种类兴趣小组，印象深刻的有组装半导体收音机小组和绘画小组。半导体小组是我们年级一个姓周的物理老师发起的，想去参加的人颇多，当时大人都说学会一技之长于将来有用，而组装半导体就被视为一技之长。我的几个要好同学都在里面，也将本人拉进去。但我发现那个一技之长对于本人实在困难无比，要之是毫无兴趣，而我的几个同学却个个心灵手巧，随便捣鼓几下收音机就响了。他们由此兴趣和信心得到开发，买了电烙铁和一个四方小盒带红黑两支电棒的电压表，去市里牛庄路菜场附近的电子市场掏回三极管电阻电容之类的组装晶体管多管半导体收音机。而我一个单管都未弄响，就半途而废，退出小组跑到田径队去跑中长跑了。

绘画小组是一个姓邹的老师带领的。那个邹老师本业是教英文的，却似乎对绘画兴趣浓厚。附中那时有几个学生绘画水平相当了得，他们的绘画作品时常贴在学校的橱窗里展出，每次有新作品展出，橱窗前围了许多学生观看。画得好的学生名声大噪，但本尊是何容貌，多数人并不认得。画得最好的是一个叫做丁剑平的，他画《闪闪的红星》里的潘冬子，水粉画，形极准，栩栩如生，我至今提起《闪闪的红星》脑子里先浮现的就是他的画。丁剑平是铁路新村的，高我两级，我久知其名，但不识本人，有一回铁路新村的要好同学指认给我看，说：呶呶，就是那边那个站着的。我一看之下，想起了《列宁在十月》里那个久仰列宁的彼得终于看到列宁后吐出的台词：一个普通的人嘛。海水不可斗量，人不可貌相，一点都不假。

附中当初有黑板报，在北面红楼前的过道旁，字写得好的同学写板书，能画的再在上面添点画。有一回那里贴了张大字报，一圈人议论纷纷围着看。我还记得那大字报的标题：《郭玉儒的暴跳如雷和邓国宝的中庸调和》。郭和邓都是我们年级的老师，邓是年级组组长。我虽记得那标题，但内容早已忘记，印象中有点小题大做，似乎有点“标题党”。现在“标题党”文章到处都是，一看内容便有上当受骗的感觉，因而许多人骂标题党，但其实标题能让人记住也需动番脑筋的。

搞文艺或体育的比较容易引人注目，这在附中也一样。当初附中有文艺宣传队，简称好像叫做“小分队”。唱歌跳舞演奏乐器之类的。拉小提琴似乎是当时比较流行的，常见到宣传队里的几个同学带着小提琴在校内外走来走去。学校时或有文艺演出，跳舞基本是女孩，有的女孩面目清秀，舞也跳得像回事，颇引人瞩目。但也有男的跳舞的，我们年级里有个住读生经常与几个女生一起表演跳舞。那舞蹈好像叫做给亲人解放军洗衣服，几个小女生围着一个穿绿军装戴绿军帽的“解放军”蹦蹦跳跳转来转去要他脱下军装让她们给洗洗。那个住读生是个班干部，浓眉大眼白白胖胖，我们背后叫他大熊猫。不知为什么我横竖看不惯那个“大熊猫”，有一次学校开运动会，他与我分在一组跑四百米，起跑前我对几个同学说：看我不甩那个大熊猫50米。那话显然被“大熊猫”听见了，发令枪一响，不要命似地撒腿狂跑，到终点前不远我才勉强追上他。跑完他还怒眼瞪视我，那使我懂得什么叫做士可杀不可辱。兔子急了会咬人，人急了会拼命。

附中那时有排球队田径队游泳队乒乓队之类的。我们年级还有一个体育班，班里学生不是排球队就是田径队的。那班学生全是市里招来的住读生，排球队的人高马大手长脚长，女的都比我们高半头。那些人上课之余都在训练，教练是一个教物理的男老师和教化学的女老师，那两个老师原本是复旦大学校排球队的，似乎还打过上海队。排球那时在附中很流行，学校时常有联赛，比赛时看的人颇多，做教练的两个老师也常常亲自出马，女老师做二传手，男老师打主攻。男老师飞身上网扣杀时雄姿英发力大无比，球砸到地上反弹起来滞留于空中许久不着地。排球队之外的就是田径队的，或是短跑或是中长跑。

田径队里住读生多，我因在田径队里跑中长跑而与他们有所接触。如前所述那些人说上海话，普通话说得很蹩脚，而我只会说普通话，彼此之间的对话有时便有些滑稽。有一次，一个同样跑中长跑的住读生给我形容一个女孩，说那女孩“麻子老大的”，我听了眼前出现一张布满麻子的脸，心里对那麻脸女孩生出同情心。但那哥们旋即用手做出一个环抱姿势说：“这么大”。那让我不禁诧异起来：“这么大”的麻子要多么广袤无垠的脸盘才能容下？他又补充说“比我还大”，我看看那哥们光洁无瑕疵的脸，忽然领悟原来他说的“麻子大”是个子大。上海话说个子大为“摸子大”，“摸”“麻”上海话发音相同，于是那个女孩就“麻子老大的”了。

住读生里还有个跑中长跑的小帅哥，在区中学生运动会中亦能得好名次，当时在学校很有人气。他聊天时说到漂亮女孩总说“费事（face）赫（瞎）嗲”。后来此人突然“人间蒸发”了，同时不见人影的还有一个“费事赫嗲”的女孩，是田径队里跑短跑的。后来听说他们两个“谈敲定”（谈恋爱），被老师发现找来家长棒打鸳鸯将他们拆散分别转校到其他中学去了。当初在附中男女同学不来往，甚至相互不说话，走读生里早恋的事儿绝无仅有，但住读生尤其是那个体育班似乎发生过几次，每次处理方法都一样：拆散，转学。一段时间看不到某人露面，或许就是因为“谈敲定”而被转学了。

附中当初每年开两次运动会，四月春季运动会，十月秋季运动会；十二月还有一次冬季越野长跑比赛，全体学生都参加。运动会时停课一日，早上到校后全校师生按班级集合到操场上升旗做广播体操，之后宣布某年春季或秋季运动会现在开始，继之便解散。参加比赛的或观看比赛的留在操场上，其余的愿去哪里去哪里，愿干什么干什么，充分享受人身自由，是很轻松开心的一日。

运动会时随比赛项目的不同观看的学生和老师时多时少，有时诺大个操场稀稀落落没有多少人。然而到了下午运动会将近结束，比赛进入最后项目穿梭接力赛时，人便忽然多了起来，之前离开的学生老师纷纷回到操场，百米跑道两旁密密麻麻形成两道人墙。大家都爱看穿梭接力赛，那是运动会最有趣好看的项目。穿梭接力赛按年级以班级组队比赛，每班20人，男生14人，女生6人，每个班级都参加。那时一个班级40多人，接近一半人数参加比赛，是运动会中参加人数最多的比赛项目。比赛过程中你追我赶领先与落后时常交替，一波三折充满乐趣。各班跑最快的通常跑头棒与尾棒。跑中间的学生里许多不擅跑。看点正是这些学生。他（她）们跑步姿势各异，但个个全力以赴。有的身体笨拙脚步沉重有的好似扭秧歌。表情也很丰富，有的面部肌肉扭曲咬牙切齿横眉怒目，有的张开大口摇着脑袋间或闭眼仰头一不小心跑到隔壁跑道上去，还有的跑时老是下意识地提裤子。然而尽管竭尽全力，由于平日缺乏锻炼，这些人时常显出心有余而力不足。最使他们慌乱着急的是在自己跑时将领先的优势失去被对手赶上超过。而万一是一个领先的男生被后面的女生追赶超越，情形就更加滑稽可笑。那时两边人群里会爆发出大笑与喊叫，被追赶者的同学老师声嘶力竭吼叫，要男生加快速度跑；追赶者的同学老师则大声叫喊为女生喝彩加油鼓劲。那种情形下的男生面目狰狞脸憋得通红，尽管卯足干劲，无奈所有的力量都只化作面部表情无法传递到双腿。但即便陷入那样的窘境，有时也未必没有转机。比如有一次一个男生眼看要被一田径队女生撵上时，那女生忽然踉跄几步失去平衡前扑倒地，终于使那男生峰回路转转危为安。如此这般穿梭接力赛无论是参加者还是观看者都全神贯注共享快乐，全校班级二三十个，分做七八组比赛，比赛时间持续一个多小时，感觉却是瞬间即逝，比赛结束后仍有意犹未尽的感觉。

在附中学习期间曾有学军学农学工活动。学军是一年级第二学期，在佘山。当时几辆军用卡车载了全年级六个班三百来人一路颠簸记得走了小半天，而我前几年在国内时从复旦附近去佘山，坐地铁一个小时不到就到了，真是今非昔比。在佘山大家住在临时搭起的茅草棚里，地上铺点稻草睡通铺，几个解放军时常来教我们立正稍息向右看——齐。领队总负责老师就是前述大字报里那个“中庸调和”的邓国宝，他是年级组组长，干劲十足花样百出。到了晚上外面一片漆黑宁静，忽听门外哨子狂啸，那是邓老师搞的座山雕试紧急集合演习，他要我们提高警惕在睡梦中睁一只眼随时准备消灭敢于来犯之敌。听到哨声大家一咕噜从被窝里钻出来，在黑暗中手忙脚乱叠被子打背包，蹬上鞋子争先恐后往外跑，邓老师在外面拿个钟表看时间，等最后一个学生跑出来钻进队列，邓老师做训示说花费时间太久动作太慢敌人早就跑掉了，下次要提高速度。如此训练做过几次之后速度有所提高，邓老师给予大家表扬和鼓励，但“敌人”还是没见着，不知是“跑掉了”还是没敢“来犯”。

学农是去南汇，读三年级时。男生女生分别在不同生产队。我被分配养猪，与另一个同学一起。带我们的是生产队里一高一矮俩社员。那两社员自管喂饲料，让我们清理猪粪，上午下午各一次。那些猪们能吃能睡能拉，上午清理干净的猪圈，到了下午早已屎尿遍地，但猪不在意，眯着小眼睛甩着小尾巴哼哼着拱来拱去，有的就睡在屎尿里。学农目的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但带我们的那一高一矮俩社员其实是富农，被列宁归类于“只要你们存在一天就必须给我们粮食，你要不给就强迫你给，你要反抗就消灭你们”那一族。但那俩富农为人亲切态度和蔼，尽管说话有点难懂，而且并不“给我们粮食”，但彼此相处还是比较愉快的。学农时吃大锅饭，总吃不饱，我的同桌同学赵德海带有炒面粉，里面有黑芝麻，无比好吃。他每次吃炒面粉总分我一半，结果不久就吃完了。德海同学前两年已患病去世了，国内同学微信告诉我，我想起当初学农时他给我炒面粉的情景。

学工有两次，一次是在校办电子工厂，仿佛是二年级时；另一次在五角场那里的拖拉机厂，大概是读中学的最后一年。在拖拉机厂学工时用车床车零件，师傅教会我后，坐在一边看报纸，让我自己做。我们车床隔壁一台机器的操作工是个女青工，小休时间师傅常过去与她说说话，车间里另外还有个五大三粗的师傅去的更频繁，还与那个女青工挤坐同一把椅子。五大三粗师傅一去，我那师傅就回来，拿张报纸假装认真读报，“五大三粗”与女青工坐一起时，我那师傅唉声叹气直摇头，不知是感叹报纸上的记事还是那对男女。

在附中前后呆了四年多，稀里糊涂浑浑噩噩，但回想起来那是一段快乐开心的少年时光。离开附中后辗转各地多年不曾回附中看过。1999年从加拿大回上海时，一阵心血来潮跑回附中去“寻找旧梦”，然而乘兴而去败兴而归，发现附中早已不是我记忆中的附中。那两栋巍峨高大气势磅礴的红楼不知何时已经不翼而飞不见踪迹了。附中里面建了新楼，校园布局已然完全不同，可谓旧貌换新颜，只是新则新矣于本人而言丝毫感觉不到亲切感。那之后再未回过附中。这几年在国外的从前中学同学陆续取得联系，说起附中往事，提到那两栋标志性的红楼已经不复存在，大家不约而同感到遗憾。附中成立于50年代，建校伊始那两栋楼就矗立在那里，见证了附中几十年的历史。在我现在居住的加拿大某市，建筑若有了七八十年的历史，往往就会作为一种历史文物受到市政府保护，修缮可以拆除是不能贸然行事的。国内是另一种行事风格，大刀阔斧，老的不去新的不来。但我想，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记忆，即使“除旧迎新”，如果稍加留意，比如将原来的红楼做成模型，在附中开辟一个校史室，置于其中供老校友缅怀的同时也供常人了解附中过往历史及发展过程，应是不难办到的事情吧。（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