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也骄傲，败也骄傲——唐朝诗人李绅的起浮人生

后人皆知唐朝诗人李绅，虽留下了流传千古的《悯农》，但他为官时不仅不“悯农”，反而视百姓如糠秕。

为什么前后会有如此巨大的反差？纵观其一生，最大的原因莫过于他骨子里的骄傲。之所以骄傲，是因为他所经历的曲折人生如纱帐一样，遮住了他的视线，让他看不清前路。或许他的经历比起其他历史名人而言，不值一提，但对他来说，却非如此，它们都是他骄傲的本钱。

最原始的骄傲来自他的出身。从他的曾祖到他的父亲，都是为官一方。尽管他的父亲只是一个小县令，甚至在他六岁时去世，但骨子里的骄傲是难以磨灭的。

他的父亲去世后，由母亲教他经义，这样的家族传统，这么有知识的母亲，教出的孩子，怎么可能没有傲骨呢！

也正是如此，在其父亲去世后，从小与母亲相依为命的他，在劳动力至上的古代，尽管受尽欺辱，也没有放弃学业，反而更加奋发图强，孜孜不倦。

从而，在27岁那年，他考上了功名，延续了祖辈的荣耀。

除此之外，值得他骄傲的还有那九死一生的经历、如过刀山下火海的官场沉浮、出众的文采等。

在他一岁时，还是一个牙牙学语的年纪，就曾因乳病暴作，差点死于非命。暴作，意味着疾病既凶险又突然。尽管如此，在谁也没想到的情形下，七日之后，他竟然痊愈了，这不正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的最好写照！在那样的时代环境下，人们对此必然是深信不疑的。不然这样的事，是不可能记录在史书中的。

在官场中，他经历了如过山车般的跌宕起伏。在几十年的仕途中，他始终勾连着“牛李党争”。他曾因两首《悯农》被笑里藏刀的伪好友李逢吉告发，说他写反诗发泄私愤。他曾因不屑给想谋反的李锜上书朝廷，而被关进监狱。他曾因给“李党”领袖李德裕两肋插刀，而被流放偏远地区。尽管李逢吉、李锜之流费尽心思使坏和诬告，但是他反而因此得到了上到皇帝、下到百姓的肯定。正是卷入“牛李党争”之中，他才得以被李德裕看重，从而步步高升，最终官居宰相。这样的机遇，这样的不倒翁，心中骄傲是必然的。

在文采上，他是唐朝时期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这是一场针对诗歌的革新运动，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他也因此与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刘禹锡等人成为好友。尽管他那时的某些行为，让朋友们嗤之以鼻，但交情还是有的。斐然的文采，加上广泛的交友，骄傲如何能不占据他的心胸。

骄傲的人往往都具备三个特点：忍、韧、任，他也不例外。骄傲是一个人前进的动力，是一个人百折不挠的润滑油，更是一个人舒张心中意气的宣泄口。骄傲的他，有了得意的官场，当然要直抒心中的意气。幼年的被欺辱，官场的被陷害、打压，现实中的种种诱惑，再加上骄傲者本身的任性，他心中的意气早已不复最初的模样，早已变得面目全非，甚至扭曲。

也正是如此，他才有了巨大的变化，才会有以下各种奇葩的行为：

他把曾经的族叔刁难成了他的“孙子”，把曾经的好友判成要流放的犯人。

他一顿饭的花费多达上百贯钱甚至上千贯，甚至被史书予以“渐次豪奢”的评价。

晚年，他经手“吴湘案”时，不顾皇帝所派御史的阻拦，一意孤行，强行将吴湘送上了断头台。

刘禹锡任苏州刺史时，被他请去饮酒，其间他让几名家妓出来作陪。当刘禹锡对其中一位一见倾心，并留下一首《赠李司空妓》，他直接将那位家妓赠送给了刘禹锡。这在古代本是很正常的事，可他不仅送得大方，而且任性，以至于刘禹锡都诧异万分。

在他治理的地方，很多百姓离家出走。大规模的人口流失，使得手下心急如焚，可他却说：“百姓如同手捧麦子一样，那些颗粒饱满的自会留下来，而糠秕随风而去很正常。”

在任淮南节度使时，他因为同情仇人张又新的悲惨境遇，不仅与之冰释前嫌，成为了朋友，还助其与始终不可得的风尘女子终成眷属。

纵观李绅的一生，不可谓不是“成也骄傲，败也骄傲”。但人无完人，正是这样的李绅，才更显有血有肉。尽管他做的好些事都令人不齿，有些更是人神共愤。幸运的是他生前没有得到处罚，遗憾的是死后却得到了“削绅三官，子孙不得仕”的惩处。

若是死后有知的话，不知他会作何感想。或许他会感慨，“骄傲”虽是成功的阶梯，却又如毒品般害人不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