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悟中原文化

西汉历史学家司马迁总结中国历史发展趋势时曾说：“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东南西北边缘地带兴起的统一战争都必须要经过“天下之中”的中原，在这些战争中，往往是从西北进入中原的政权，最终统一天下。宋代名将李纲强调这个历史规律时说：“自古中兴之主，起于西北则足以据中原，而有东南。”自古以来，中原是兵家必争之地，谁占有中原，谁就最有可能结束战乱，定鼎天下。中原就是华夏版图的“心脏地带”，构成了天下逐鹿的中心。

中原不仅具有地缘战略核心地位，更为重要的是，中原文化代表了德政信仰，是中华民族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中原”有广狭二义，广义的中原又称“中华”“中国”“中夏”，以为天下之中。狭义的中原，指今天河南省。“得中原者得天下”的中原，即为狭义的中原。中原文化蕴涵丰富，其核心是对现实生命的关怀和民生的敬畏。

问鼎中原

河南新郑是中华人文始祖黄帝活动的重要区域。黄帝时期，在中原大地上，舟车、服饰、绘画、音乐、文字、历法、宫室、铸鼎等发明创造如雨后春笋般蓬勃而出。根据中国古代典籍记载，当时几乎所有发明创造的目的都是为了百姓生存的需要。于是，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天下井然。炎黄部落联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由此也形成了中华文明最初的“德政”文化，从此绵延相传于后世。

《左传·宣公三年》记载了春秋时期楚庄王至中原洛阳问鼎轻重的历史事件，说明了“在德不在鼎”的中原文化“德政”观。楚庄王在今河南洛阳嵩县、伊川县攻伐戎后，陈兵于周王室境内的洛水旁，问鼎之大小轻重。鼎是权力象征，楚王问鼎有觊觎周政权之意。周大夫王孙满回答说：统治天下在德不在鼎，夏“铸鼎象物”，鼎上铸刻万物，使百姓可以区分事物的好坏，这样在进入川泽山林进行生产劳动时，就能避开灾害，上下和睦，有所收获。可见，“铸鼎”目的是为了百姓更好地生存。如果滥用权力，不施行德政，不顾百姓死活，权力就会转移，出现鼎革之事，“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商纣暴虐，鼎迁于周”，而周朝的德行如今虽然衰落，但天命还不曾改变。鼎之轻重，未可问也。由此可见，以“重民”“保民”为核心的“德”成为问鼎中原的必要条件。

河洛文化是中原文化最重要的主体，其源头河图洛书同样体现了“德政”的价值元素。河图为八卦之滥觞，文王演而成易经；洛书为九州划分之源始，大禹演而成洪范九畴。阴阳是易经最基本构成元素，在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一般认为，阴阳变化不仅象征了一般客观变化，更是“生生”之变化，以此可以推之，圣人创作易经的目的就是为了天地人更好地和谐存在。洪范九畴是中国古代治理天下的大法，揭示了上天如何“阴骘下民，相协厥居”（养育百姓，使百姓和睦生活居住）的道理。河出图，洛出书，图和书出现的时代，皆是中国古书中记载的中国远古治理天下的典范时代。于是，河图洛书就成为传说中“德政”文化的重要标志。

鼎和河图洛书体现了华夏民族德政文化的精神信仰与价值追求，禹置九州，豫为天下中，在生命关怀和敬畏民生方面，理应为天下表率，如此才能获得天命，定鼎中原。中原农耕文明形态，防御式战略基本为主流，当中原地区的政权暴虐昏德时，边缘地带政治集团就会带着“新的天命”融入中原里面来，于是地理中原不断扩大，渐渐而为“大中原”，而为中国；于是中原文化就融入边缘地带文明中，而为齐鲁文化、为巴蜀文化、为荆楚文化、为岭南文化、为湖湘文化……随着中原文化在中华大地上生根发芽，长成参天大树时，作为根和干的中原文化特色就显得更加古朴和乡土。

关怀生命和敬畏民生的文化，深深地铸刻在中原人骨髓里，并以民间浅显的语言和实际的行动表达出来。如河南豫剧唱词有言：“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河南内乡县衙有对联讲道：“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这些通俗朴素的言语，其精神内核正是自古以来中原“鼎德文化”的真实写照。

中原出彩

对生命的关怀和民生的敬畏构成了中原文化的核心。历史发展进入20世纪，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带领中原人民，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持续地为中原文化注入新的内涵，不仅使古老中原文明焕发出新的活力，也为中原崛起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人民利益至上的价值追求在中原大地上生根发芽，20世纪20年代，以郑州为枢纽的京汉、陇海铁路线上的铁路工人，遭受着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残酷剥削和奴役，为了劳苦大众的利益，在党的领导下，铁路工人紧紧地团结起来，进行了一系列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二七大罢工遭到帝国主义列强扶植的反动军阀最为疯狂的镇压，林祥谦、施洋、高斌、汪胜友、司文德等先烈用鲜血将工人运动推向顶峰。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领导的一次工人运动，二七大罢工在国内外都有着深刻的影响。为了纪念二七大罢工，郑州设有二七区，二七区建有全国最年轻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二七纪念塔，“不到二七塔，就等于没去过郑州”，二七纪念塔承载的“二七精神”，成为这座中原省会城市的标志和灵魂。二七斗争中，中国工人阶级表现出的不怕流血牺牲的英雄气概、为国为民的爱国主义、团结友爱的奉献精神、毫不妥协的革命精神、一切行动听指挥的组织性纪律性，形成了大无畏的“二七精神”。“二七精神”丰富了中原文明内涵，成为中华民族反帝反封建，争取独立自由解放过程中的宝贵精神财富。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原人民表现出了不屈不挠的大无畏斗争精神。毛泽东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而“河南是我们全国长期抗战的枢纽地带”。作为枢纽地带的中原人民，面对外来侵略者，全省全民都参与到保家卫国的反侵略战争中去，参军人数居全国之首，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为国家和民族的抗战赢得了时间，发扬了“二七精神”中坚决抵抗外敌侵略、捍卫国家独立和尊严的爱国精神。

在解放战争历史上，1947年，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拉开了我军战略反攻的序幕。1948年11月，我军占领河南战略要地南阳，从此河南全境，除非常少地区外，已全部解放。毛泽东在新闻名作《中原我军占领南阳》中，总结我们胜利的原因时指出：“白崇禧经常说：‘不怕共产党凶，只怕共产党生根。’他是怕对了。我们在所有江淮河汉区域，不仅是树木，而且是森林了。不仅生了根，而且枝叶茂盛了。”用时一年有余，解放战略要地河南，这不仅是军事胜利，更是民心所向，才使我们能很快地生根发芽、枝繁叶茂、战胜敌人。在这块“二七精神”孕育的土地上，解放战争的顺利推进，体现了我们党带领人民反抗剥削和压迫、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革命精神。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原大地上同样涌现出了无数优秀的建设者、奉献者，继续传承和发扬着中原文化精神。焦裕禄和红旗渠精神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1962年冬季，河南兰考县遭受历史上最严重的灾荒，困难时刻，党派焦裕禄来到兰考，从此以后，焦裕禄克服千辛万苦，将自己全部智慧和生命献给了党和人民。习近平同志在《念奴娇·追思焦裕禄》中饱含深情地写道：“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父老生死系”“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遂了平生意。绿我涓滴，会它千顷澄碧。”为党和人民事业奉献一生，既是焦裕禄的初心和使命，也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这种初心和使命同样镌刻在太行山上，流淌在红旗渠里。为了解决林县人民千百年来严重缺水、缺粮问题，在林县党员干部带领下，林县人民战胜艰难险阻，历时10余年，挖渠千里，在太行崖壁上硬生生“凿”出一条“天河”，完成了历史上不可能实现的壮举，孕育了“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旗渠精神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历久弥新，永远不会过时。”焦裕禄精神和红旗渠精神代表了我党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永不懈怠的奋斗精神，这种精神深深扎根在中原大地上，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南时指出，“自古以来就有‘得中原者得天下’之说。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中原更加出彩。”中原人民将在党的领导下，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期望和嘱托，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建设家乡、建设祖国，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来源：学习时报（任俊华 庞小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