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被誉为“燕园三剑客”的黄子平、钱理群、陈平原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创新座谈会上宣读了一篇名为《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论文，建议在文学史研究中建立一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挑战曾经依附于政治史的文学史叙述，要求把文学史重新还给文学。上世纪九十年代，黄子平转向对革命历史小说的系统性研究和重读工作，在香港内地两地辗转，他著名的《革命·历史·小说》也是在这个阶段出版。之后这本书几经改版，从繁体字版到洪子诚作序版再到简体字版，一本书变成了四本，《灰阑中的叙述（增订本）》才得以与我们相见。
近日，黄子平携新书《灰阑中的叙述（增订本）》做客北大博雅讲坛，与洪子诚、刘欣玥、李超宇、李浴洋共话当代文学的形式与历史。
灰阑中的呐喊
在地上用石灰画一个圆圈，古代称之为“灰阑”。包公断案中曾讲过这样一个案子，两个母亲争夺一个孩子，找包拯要一个裁决，于是包拯在地上画了一个灰阑，将孩子置于其中，让两个“母亲”各拉住孩子一个胳膊，谁先将孩子拉出灰阑这个孩子就归谁。争夺开始后，亲生母亲不忍看自己的孩子因被拉扯啼哭，撒了手，于是英明的包大人将孩子判给了放手的母亲。这个故事后来被布莱希特、莫言等著名作家都重新讲述过，而黄子平这本书的标题，其实来源于西西改编版《肥土镇灰阑记》。在这个作品中，那个在灰阑当中任人摆布和撕扯的孩子，突然要开口说话了，他滔滔不绝的心中所想让包大人自以为聪明的断案方法瞬间变得愚蠢而可笑。
黄子平对这个情节十分赞赏，也很快敏锐意识到，这个灰阑当中，这个微弱的声音能够改变灰阑外的世界吗？或者它能够帮助这个弱小者挣出灰阑吗？由此推而广之，黄子平发现灰阑无处不在，我们所有的叙述都囊括在这样的语境中，灰阑中的孩子说话，可以解释为对权威言论的一种反注释，一种消解权威言论的尝试。但即便是如此英勇的反注释，也会被纳入无边的大注释圈中消失得无声无息。无论是研究者还是写作者，其叙述似乎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突破第一层的小的包围圈，但无法突破更大的包围圈，正如孙悟空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
黄子平，广东梅县人。香港浸会大学荣休教授，中山大学（珠海）讲座教授，文学史家和批评家。著有《沉思的老树的精灵》《幸存者的文学》《害怕写作》《历史碎片与诗的行程》《远去的文学时代》等。
如此看来，黄子平的叙述观似乎有些悲观，但李超宇认为黄子平并未因此放弃叙述。在解读鲁迅《故事新编》时，黄子平将有一节题为“叙述以反抗‘绝望’”，可视为他的自况。黄子平说鲁迅“比别人都更充分地把这一‘叙述使命’跟个人的生命体验融为一体，从而借此在语言异化和历史困厄的双重危机中，探询生命的意义和人类生存的境况。叙述成为静夜中的一种挣扎，成为‘明知前路是坟而仍是走’的写作实践，鲁迅的写作正是对这一个大叙述圈的反抗。在《补天》中鲁迅写下了杀到女娲尸体旁的一支军队，他们恬不知耻地自称是女娲的嫡派，试图掌握对女娲的阐释权，但是这群人却被鲁迅在小说里先行嘲讽了一通。”
黄子平感慨道：“一旦故事的阐释行为被事先编入故事时，后世的故事阐释者便无法逃脱故事对他的永恒嘲讽。”这也是黄子平写这本书时采用的方法，把20世纪50到70年代的长篇小说对历史的建构和阐释行为，都一一暴露在读者面前，用作者的创作谈结构其创作，为作品改写、遮蔽、删削的复杂历史图景作出注释，扯宽文本缝隙，让读者看到性、宗教、江湖等概念在革命历史小说中的微妙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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