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探小说的“黄金时代”过去了吗？

“春神的声音无迹可寻，取而代之的是令人窒息的寒冬和战后在街上叫卖报纸的报童。维也纳森林的传说湮灭无痕，古董八音盒里的传奇永远失传……是屠杀犹太人的瓦斯房结束了这一切，在这美丽的蓝色多瑙河上。”

美国侦探小说大师埃勒里·奎因在《九尾怪猫》中，他将对逻辑推理能够获取真相的质疑发挥到了极点，那个年轻气盛、满脸笑意，有着运动员身材的名侦探，终于变成了郁郁寡欢、目光忧怆、对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感的中年男。他站在被称之为“第二次冰河期”的欧洲，看到了侦探小说黄金时代的大幕渐渐落下：从对诡计和逻辑的迷恋与追逐，到对犯罪背后的复杂社会原因的深刻反思——梦醒了，路已转向。

《新京报·书评周刊》B01版～B08版专题《暗与光的博弈——推理小说特辑》。

二战之前的侦探文学

在侦探小说诞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社会现实更多的是作为一种“背景”而存在。

文学是时代的产物，任何一种文学类型的产生和盛衰都与其所处的时代息息相关，侦探小说也不例外。如果没有两次工业革命对科学技术的推动，没有资本主义现代司法制度的完善，没有十九世纪以孔德为代表的实证主义的确立，那么很难想象侦探小说会横空出世。

同时应该看到，就其本质而言，侦探小说是一种以解谜为核心的类型文学。从爱伦·坡、威尔基·柯林斯到安娜·凯瑟琳·格林，虽然在作品中多少反映了一些历史和现实，但这些质素完全是作为谜案发生的背景而存在的。这一点直到以福尔摩斯为主角的系列小说出现时，依然没有质的改变。在柯南·道尔的笔下，畸形繁荣的城市、阴冷闭塞的乡村，在每个短篇中得以碎片化的呈现，完全可以拼接成一张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的英国浮世绘，但作者无意对犯罪的深层动因进行探索，而是将笔触更多地着力于小说的谜团、悬念和解答上。

随着长篇侦探小说黄金时代的到来，侦探小说在风格流派、叙事模式和诡计设置方面，犹如火山喷发一般创意迭出，但从整体上看，其成就主要集中在设计复杂谜团或用严密逻辑破解谜题上，借此将侦探小说的娱乐性和趣味性不断升级。著名作家和评论家朱利安·西蒙斯说：“那个时代典型的侦探小说都远离暴力的现实，受害者、谋杀、调查都是象征性的、形式上的，小说主张社会稳定以及恶有恶报的必然结果。”换成英国侦探小说作家多萝西·L·赛耶斯的话就是：“侦探小说是遁世文学。”

直到无世可遁为止。

二战摧毁的不仅仅是繁华的城市、万千的生命和旧有的秩序，与那些一起化为废墟的，还有古典侦探小说赖以生存的舞台。种族灭绝和大屠杀这样看似毫无逻辑的可怖事件是怎样发生的？在奥斯维辛以后还有什么犯罪是“不可能”的？“社会阶级构成和宗教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小说中的假设看起来十分荒谬，世界岿然不动这一假象无法再维持下去”。在人们谈论黄金时代的结束时，似乎总是把根源归结于想象力的匮乏，其实不然，丧钟早已敲响，人们曾经以为掩住耳朵就不会扰醒美梦，于是它敲了两次。

《漫长的告别》，（美）雷蒙德·钱德勒著，姚向辉译，读客文化|海南出版社，2018年9月

伤痕累累的名侦探

在本该大显身手的新时代，侦探小说家和他们的侦探们不约而同地陷入了集体焦虑。过去侦探们的对手只是一两个狡猾的凶手，而现在，他们将要鏖战的是整个黑暗世界，与不可名状的敌人进行西西弗式的缠斗，有胜有负甚至以惨败告终。

菲利普·马洛从一出场就因为违抗上司命令被开除，在办案过程中经常被人揍个半死；马修·斯卡德在戒酒与酗酒间反复纠葛，痛苦不堪；巴德·怀特十六岁时目睹母亲被父亲用千斤顶砸死；哈里·博斯参加过越战，“地道老鼠”的可怖经历成为困扰他一生的精神创伤……这些侦探失去了福尔摩斯和波洛时代的优雅，在现实中处处碰壁，狼狈不堪。他们很少有前辈们神乎其神的推理，破案靠的是不辞辛苦的走访、深入虎穴的调查和突然挥出的铁拳。然而也正是这样的创作风格，使侦探小说重新焕发出了勃勃生机。

如果说黄金时代的侦探小说是绘画，那么这一时期的侦探文学更像是解剖，残忍、冷酷、血腥——但它们更接近真实。每一次办案的过程都是对案件背后的病态社会的一次揭露。迈克尔·康奈利的《血型拼图》写退役警官麦凯莱布接受心脏移植术后，发现捐献者竟然是被谋杀的，于是他一边接受治疗，一边走访调查：警局内部的互相倾轧、银行保险业的欺诈亏空、司法系统的潜规则、还有让凶手有机可乘的医疗资源稀缺与监管漏洞，一一得以展现。它们不再是故事的背景，而像隧道之于火车，是罪行得以畅行无阻的关键因素，侦探在寻找真凶和真相的过程中，必须不断突破这些因素织成的罗网，还要支撑自己那虚弱不堪的病体——这其中的深刻隐喻，相信每一个人都会领悟至深。

“侦探小说作家需要更多地关注生命而不是死亡——多考虑人类的思考、感觉和行为，少去考虑如何弄死他们。”美国作家菲利普·范·多伦·斯特恩的这番话，恰是危如累卵的时代赋予创作者的深刻反思。

《理由》，（日）宫部美雪著，陈宝莲译，新经典|南海出版公司， 2016年1月

日本社会派：应时而出的“为人生”

战后的日本，侦探小说得以复兴，包括横沟正史、高木彬光、鲇川哲也等人在内的一批优秀作家相继登上历史舞台。在他们的笔下，虽然也有童谣杀人、密室、暴风雪山庄等传统的本格“符号”，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对犯罪动机的阐释上远比黄金时代的欧美作品详尽，部分篇章已经隐隐显现出社会派的雏形，这与对侵略战争的反省和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观的输入密切相关。与此同时，日本经济的畸形发展，也将政商勾结、贫富分化等一系列严峻的社会问题暴露出来。普遍平等的价值观和强烈不平等的现实世界，最容易激发出革命性的文艺思想，也正因此，松本清张和社会派应时而生。

从战后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是日本社会矛盾最为尖锐的时期之一，社会派作家们拥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题材：《砂器》描写底层试图通过攀附权贵进入上流社会而终告失败，表现了日本阶层的固化；《海的牙齿》影射发生在熊本县的“水俣病事件”，描写政治腐败和工业污染导致的生态灾难；《人性的证明》讲述侵略战争带给日本普通民众的悲剧命运，而这样的命运还要在青年一代无限延续……如果说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是法国十九世纪的“社会百科全书”，那么松本清张、水上勉、森村诚一等社会派作家的作品，堪称全景式的日本断代史。

欧美侦探小说对社会现实的表现，往往是在剧情的推进中一带而过，很像是电影或电视剧，人物与背景处于同一个平面，而日系社会派推理的表现手法要复杂得多，更像是舞台剧，背景的陈设与变化有相对的独立性。以后期创作风格转向社会派的高木彬光的《破戒审判》和《白昼的死角》为例，前者讲述等级和种姓制度之恶，后者对金融诈骗的手段极尽揭示，而二者也都用大段的篇幅专门讲述日本司法制度和金融制度的漏洞，并加以批判，虽然未免冗长，但鞭辟入里、发人深省。

社会派的全盛伴随着日本七十年代末的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而告终。侦探小说的娱乐性被重新唤起，对这一类型文学本质的探索，对社会派过分强调写实主义的批判，都预示着新的文学浪潮必将来临，当然，就在这一名为“新本格”的浪潮中，一位屡败屡战的名叫东野圭吾的年轻作家，也在寻找着“后浪”的另一种可能……文学即人学，文学反映的终究是人在时代中的命运与悲欢，社会现实于侦探小说犹如海岸之于海水，所有看似挥手自兹的退潮，终将迎来波澜壮阔的皈依，更加印证了潮汐的规律，就像雷蒙德·钱德勒在《漫长的告别》里说的“一些人在不断地逃遁，另外一些人在拼命地追赶”——这也正是侦探小说的当下和明天。

来源 | 新京报

撰文 | 呼延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