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群姑娘与宁萍萍、乔怡等入伍时年龄相仿，可比她们难管理。几乎每人一种发型，花衬衫一天一换，有的头发烫得太蓬，集合居然把军帽拎在手里。你说她，她会朝你翻翻白眼：“我有法儿戴帽子吗？”皮肤本来够白，却抹着老厚的粉，真眉毛拔光画上假的。
这些兵，下连队不把那些大兵吓晕过去？居然还写什么“决心书”。有一次丁万问她们想不想入团，她们竟异口同声说：“随便。”莫非真是时代不同了？
他想起七十年代那些军帽下清一色的“小刷把”。不知哪个姑娘想出馊主意，弄来一把铝制梳子，在炉子上加了热，“小刷把”一夜间成了“绒毛球”，额头上的刘海儿也变得弯弯曲曲了。据说连田巧巧也被拖下水，姑娘们捺住她，把她那头又浓又粗的头发折腾得一塌糊涂。这样一来，她们就不担心谁会告状了。再说法不责众，多一个人壮一分胆。第二天早晨出操，女兵们刚排好队列，就听见一声大喝，“女兵二班，全体出列！”
徐教导员怒发冲冠，嗓子高得象唱“秦腔”！
“向前三步——走！……立——定！向后——转！”
顿时，女兵二班与队伍脸对脸。
“大家看见了吗？她们好看吗？美不美？”
男兵们幸灾乐祸地哄然而笑。女一班的老兵为表示与她们界限分明，笑得尤为响亮。
“就那么好笑吗？”徐教导员喝道。他用手点点戳戳，“你们呐，你们呐，脑子里成天尽想些什么，啊？！参军才两年，军装穿得不耐烦了？军帽压扁了你的脑壳？闹这些鬼名堂！……”
他打开话匣子，一席话训了两个钟头。不过他从来不忘一点：夏天让部下们站在树荫里，自己顶着太阳，这样的话训出来具有说服力。他从自己参军说起，那年头，投奔队伍的姑娘剪掉辫子，扔掉高跟鞋……最后他象想起什么似的，问：“还有人反映女同志偷偷改军裤，有没有这事？”
这下女二班笑了：女老兵们恨不能把两条腿立刻揣进兜里。改过的军裤是一目了然的。
“报告！”—个女老兵冲出来。
“说。”
“女二班也有人改！”
徐教导员冲田巧巧冷笑：“二班长，你们占得真全乎啊！”
“报告！”田巧巧决心撑开“保护伞”。
“说！”
“我声明：不是改军裤，是改军裤头。后勤发的裤头一个能改三个，为什么不能厉行节约？完了。”
“都入列！”徐教导员喝道，“能改短裤今后就会发展到改长裤！资产阶级思想就是这么滋长起来的。裤子改那么瘦，适合野战需要吗？喊一声卧倒，谁担保它不绽线？胡闹！我们首先是兵……”
他又开始“想当年”了。
结果女二班奉命开三天会，讨论什么叫“美”，“美”的阶级性。端正了“美”的观念后，姑娘们表示悔改诚意，全体穿上了部队发的、黑面圆口的、被通称为“老头鞋”的布鞋，并一律用白广告色在鞋帮两侧写上“渡江胜利”。当田班长领着十二个女兵列队走出，谁也闹不清她们是否在向大伙示威。
这些八十年代的女兵改军裤烫头发都不用偷偷摸摸，女兵首先是“女”，其次是“兵”。假如徐教导员此刻对她们“想当年”，或许她们会象瞪着活化石一样瞪着他；假如他再说起大姑娘剪辫子、扔高跟鞋，她们会哈哈笑着拍他肩膀：“别逗了，老头儿。”
几个姑娘把那些千篇一律、敷衍了事的“决心书”往丁万桌上一放，便开始对丁万评头论足，说他的衬衫太土，还不如那个锅炉工；说他的头发也太土，还不如常来送信的邮递员；那裤子更甭提了，连常来拉粪的乡下人都穿直筒裤……丁万想，我收拾了俩钟头，弄得谁也不如？但愿薛兰的审美观别象她们这样“赶趟”。
姑娘们刚飞出去，团支部书记到。
“丁大主编！得提前出这期墙报！要下部队了，首先得让那些姑奶奶改改装！这期墙报得讨论一个问题：什么叫美！”丁万看看表，他的手摇轮椅是一小时八公里的速度，摇快些，可达十公里——第一次和薛兰约会，迟误不得。他架起拐，而这位团支书却缠住他不放。
“……你瞧她们一个个打扮的，还号称‘我们这叫军牛仔’！这模样怎么为基层服务？！”
“基层就不爱美？”
“美有个范围……怎么，你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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