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八年二月七日,安娜从纽约港口登陆,迎接她的有心怀善意的人、也有等着扒开她假面具的人们,以及大批数量可观的大众媒体狂潮。现场亮起数量多到夸张的闪光灯,暴力性的人群蜂拥而上,着实让安娜感到畏惧退缩。
当时在纽约活跃的俄罗斯作曲家拉赫曼尼诺夫(注:SergeiVasilievichRachmaninoff(一八七三~一九四三),俄罗斯知名音乐家。),也是相信安娜可能是公主的人之一,他曾经表示只要安娜开口,他愿意终生给她经济上的援助。安娜很快也爱上这位逃亡俄罗斯人的音乐,尤其是带有俄罗斯风格旋律的杰作,“第二号钢琴协奏曲”是她最喜欢的曲子,终其一生都经常聆听这张唱片。
安娜住在纽约的时期,受到密斯-杰宁斯这位富豪的照顾。但是这段时期后来也渐渐带给安娜许多的不愉快,密斯-杰宁斯以照顾安娜生活为条件,不断要求她跟来历不明的人们见面,并且回应大众媒体的好奇。日子一久,安娜-安德森开始出现一些奇怪的行径,有一天,她从笼子里放出两只鹦鹉让它们在房间里飞,自己在下面盯着看了好几个小时。也曾经大声喊叫受不了其他人的同情,希望能有足够的金钱,让自己享有自由。
那时候安娜曾经想向警察告发,并从饭店的窗口往路上丢出许多东西,等着警察经过。她也曾经大声狂叫一定要报复,在房间里绕着圈走个不停。
还有一天,她走到B-阿特曼百货公司,站在卖场中央,用几乎响遍世界的音量嘶喊着密斯-杰宁斯的坏话,还一直乱吼着,如果要继续这样生活,不如自殺算了。
她还曾经有一次让鹦鹉在房间飞的时候歇斯底里症状发作,不小心踩死鹦鹉。那一刻安娜瞬间陷入震惊状态,晚上无法入眠,一直在房间里哭叫着直到天亮,这种震惊状态持续了好几天。
一九三零年七月二十四号,法律上判断安娜为精神异常者,必须住进精神疗养院。安娜因为拒绝住院,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几个强壮的看护破门而入,强行把她带走,让她住进威彻斯特郡(WestchesterCounty)的四风疗养院。
这里的住院费也是全额由密斯-杰宁斯支付,但是最后的结论还是觉得安娜最好回到欧洲。这次安娜被强制性地安排登上德国船,遣送回德国。
一到达德国,安娜就被送进位于汉诺威郊外的依鲁腾精神疗养院。经过一段漫长且不愉快的住院生活,一九三二年时安娜在一位德国律师的努力奔走下得以离开医院。安娜之后回到了柏林,接受汉诺威报业巨头马萨克夫妇的资助,住在市内的公寓。可是一九三四年左右起,安娜再次出现神经衰弱的症状。
当时在德国希特勒的纳粹势力逐渐抬头,有一天安娜接到纳粹的通知,要求她和波兰女工法兰西丝卡-夏兹科斯卡的家属见面。安娜一开始很坚决地拒绝这项要求,但是终于敌不过再三的要求,开出如果可以和葛雷普-包特金一起就愿意见面的条件。在纳粹要求之下,葛雷普-包特金从纽约来到柏林,安娜不情不愿地和他一起到警察局去,和夏兹科斯卡一家见面。
夏兹科斯卡一家证明了安娜并不是自己家族的一份子。从前法兰西丝卡的哥哥证明安娜是自己妹妹,其实是收了罗曼诺夫家族中某个人的钱,所以才做伪证。类似这种收买行为,以往安娜本身也体验过不少次,交易内容多半大同小异,“我们付你一笔钱,你就不要再这么愚蠢地主张自己是罗曼诺夫的公主了。”可是目睹这场会面的纳粹,开始认为安娜的主张或许值得相信。
罗曼诺夫家族的人为了将存在英格兰银行里的安娜塔西亚的陪嫁金占为己有,将这件事闹上了法庭,一九三三年,柏林中央地区法院作出了俄罗斯皇帝及其一家已在叶卡捷琳堡全部死亡的判决,这项判决实质上已将安娜排除于所有权者之外。一九三七年,安娜为了反抗这项判决,决心要向法院提出自己的主张。
这场官司的争论点是关于罗曼诺夫的遗产所有权,但对安娜来说,却是既漫长又乏味的过程,她在争讼期间渐渐对审理内容显得漠不关心,开始呈现反抗的态度。而安娜提不出自己是俄罗斯公主的任何证据,不管再怎么用俄文跟她说话,她都不以俄文回答,只用英文或德文回答。另外,有些安娜塔西亚一定会知道的情报、关于叶卡捷琳堡的屠杀、为什么只有自己逃过一劫,还有她逃离叶卡捷琳堡的路径,为什么能够避开革命军的耳目,在暗杀事件发生后两年出现在柏林?这些问题她一个都无法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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