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岁时买了一本《陶渊明诗文选》，没事的时候就哇哇拉拉地读。只觉得有趣，但并不了解其中的真意。村里有个老中医，无名无姓，无家无底，只说他师傅姓张，大家都叫他“张和尚”。有一次把书借去看，归还时在扉页上批道：“淑景、新景：此书当仔细玩味，一辈子受用无穷也。”新景是我妹，淑景是我。我又仔细地读，还是只觉得有趣，体会不出什么“受用无穷”。
后来参加了工作，在行政单位摸爬滚打，有时候感到前途绝望时，又读陶渊明诗文，才开始理解陶渊明，深刻体会他出世入世的反复咏叹，他的矛盾与无奈心情，还有官场文化的个中“三味”。
从二十九岁出任江洲祭酒到四十一岁辞去彭泽县令，陶渊明在官场里几进几出，一开始也是抱着“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但经过不断的尝试、不断的失望、终至绝望，最后赋《归去来兮辞》，表明与上层统治阶级决裂，与官场文化决裂，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决心，彻底辞官归隐。这中间的心路历程，这中间的利弊权衡以及艰难抉择，怕是一般人难以体会的吧？
陶渊明难道不知道，当官好啊，可以享受俸禄，衣食无忧，可以光宗耀祖，可以有成就感与价值感，可以实现理想和抱负，可以占有许多社会资源，财富，信息，人脉、网络，还有许多说不出道不明的好处。但是就象朱熹说的，“隐者，多是带性负气之人为之。陶，欲有为而不能者也。”当官虽有一千条好，但有一条，它要让你付出你的性情，你的心灵自由，你的独立性，你的人格，甚至自尊，甚至灵魂。它要你把一切都献给它－－官场文化，还有它的潜规则，才能换来成功，换来荣耀，换来“做成了”官。
陶渊明几经试探，权衡来权衡去，最终选择了离去。你想，上级来了，让他“束带迎之”，他就不干了，还发牢骚，说什么“不为五斗米折腰”，还说让他做其它吗？这比起有些人出卖肉体、出卖灵魂、出卖祖宗以换得一官半职，换得成功，耀武扬威来，算得了什么呢？官场需要的屈意奉迎，吹牛拍马，欺上瞒下，陶渊明都做不来，他只有“归田园居”。陶渊明真是一个性情中人，一个负气任性之人。
我们一般只看到陶渊明的田园歌咏，看到他“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自得，而看不见他当了一个真正的农民，一个纯粹的农民之后那种“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的感叹，他的为养活自己和一家人胼手胝足，“日夕述惕”，为庄稼操心，为天灾人祸受难，他的病体，他的早死。李白说“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隐者留其名”，“留其名”和活着时的受苦受难，百般苦楚相比，哪轻哪重？成功者都会选择当世的荣华富贵，只有不适应官场的人，做不成官了才会想着“留其名”，实在是一种无奈。
“出仕”与“出世”始终是陶渊明思想与生活中的一对基本矛盾。在“饮酒”“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一诗中，他徘徊探索，终于感到，在迷茫的人海中，归隐对于自己来说，是一条最可行的道路，因此就坚定地走下去了。他想有所作为，但又不能为，故不能不隐，不能不成为失群的出林之翮，终于归宿独松。认识到这一点，才会明白这位诗人何以于“悠然见南山”之外，如鲁迅所说，还有许多金刚怒目式的作品。
陶渊明在杂诗“白日沦西阿”一诗中，感叹时光易逝，志业无成，回忆少年时代的远大志向，欢乐的情怀，面对无多的来日，充满忧惧。与前面一些对安贫力耕，守掘自乐的生活加以歌颂的作品，形成强烈对照。入世的陶渊明，始终对抗着出世的隐士陶渊明，在他的许多篇章中都可以看出。
陶渊明不适应官场文化。官场文化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遵循它，顺从它，照办它。你想保持个性吗？你想心灵自由吗？还是想做一个成功的官人，二者只能取其一。官场没有中间路可走，你不能即做一个好官，又能保持物质丰盈，独立自由。
中国官场文化有三个最大的特征，一是巨大的虚伪性，即想当婊子又想立碑坊。举例如安全生产，上边三令五申，人命关天，是官都知道重要。但各地煤矿形势危如累卵，当地官员都清楚。然而为了巨大的利益诉求，他们不愿顾及矿工－－那些卑贱者的生命。但又怕死了人上边追究责任。因此他们就开会呀，发文件呀，做报告呀，把工作做的十分“到位”。一旦出事了，上级来查了，他就拿出文件，拿出记录，“你看我多重视”，以此逃避责任；再如现在有些地方的组织部门提拔人，程序非常繁琐、到位。考核后，让计生部门盖章，表明此人计划生育方面没问题，再纪检委盖章，表明此人没有违犯党纪，然后检察院盖章，说明此人没有违犯国法，啊呀呀十多个公章盖下来，有这么多部门把关，这么多部门盖章，提拔此人还能有错？但在这种看似十分负责的背后，是一种极大的不负责任。很可能，经过这么多的“关口”，一个品质恶劣的人甚至一个地痞流氓就在这种十分完备的程序下，进入党政要害部门，贪污腐败，为非做歹。
为何？因为没有人去追究这个人实质究竟怎样？而是看程序走对了没有，他们只是在为程序负责，而不是为事实负责。还有比如邻家死了人，会弄事的人，会做官的人，跑前跑后，前三天后四天，为这家招呼事情，表现十分积极。大家都会说他热心，懂人情礼势，是个好人。而不会做官的人，不会弄事的人，可能在人没死之前，得重病的时候，忙着替他打120，请医生，叫救护车，他忙着是为了抢救生命，他觉得这是要紧的，人死后他可能不去，因为他觉得这个生命没有了，怎么处理都可以。两者的分野在于一个讲形式，一个讲实质。官场文化需要的就是形式。
二是它的酱缸性。在官场，黑与白，是与非，曲与直，正义与非正义，根本没有标准，没有界限。有些人很坏，有些事情很糟，有些现象很不合理，人人都知道，但人人都不说。如果你忍不住说了，你就是坏人，坏事，坏现象，你就成了众矢之的。没有人去谴责坏人、坏事、坏现象，而都会去谴责谴责坏人坏事坏现象的人。不但坏人恨你，好人也会嫌你多事，说你“狂歪”，扯蛋，人家又没有惹你，为何要抨击人家？人人都以与己的利害为标准，而不是以事实的正确与否为标准。没有人去追究谁对谁不对，而都是去追究你该说不该说。弄到最后，根本分不清好坏，曲直，是非。下一次还是糊糊涂涂了之。不信你试试。
三是劣胜优汰，一句话，淘汰好人。好人，或者正直之人，或者说有本事之人，都是有个性，有自尊，有人格的人，脾气不好，性情耿介，一事之下，只求实质不讲方式，再不耐不住性子，此地不留爷，自有爷去处，一点不对就归隐呀，离开呀，结果不是人家淘汰自己，就是自己淘汰自己，总之是熬不住，守不成，象陶渊明一样。而坏人或者说没本事之人或者心术不正之人，人家才不呢，做事得体，讲究招数，合乎风俗习惯，人情礼仪，你明知人家很坏，但你找不到把柄。结果一个一个的好人都自我淘汰了，坏人却“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三年的恶少熬成爷”，成了一地一方的霸主，哪个领导来了不靠人家能做成事？久而久之，官场的好人就少了。
千古之下，陶渊明当年的认知和我是一样的吧？虽然现在科学技术发达了，人心复杂了，但官场的基本套路还是一样的吧？我崇拜陶渊明，我觉得他是千古第一人，不愿委屈自己，就回家去“躬耕自资”，饥寒交迫中，还为我们留下了那么多的田园牧歌，千古绝唱。但我又不赞成陶渊明的做法。都做到彭泽县令了，就是现在的县长吧，正县级领导吧，也很有权的，你受不了委屈，你走了，给别人腾出位置，劣币驱赶良币，要是来一个坏家伙，那么这里的人民不是就遭殃了吗？少一个好人不是就多了一个坏人吗？你自己走了，倒清闲，最后凭干庄稼活吃饭，遭灾后，朝不保夕，连自己都养不活，还说为当地老百姓办事么？
想来想去，还是耐住性子，不要归隐吧，最好与世俯仰，学会在“泥里屎里”缠，炼就一身驴皮象肉，扛打扛揍。按照自己的准则，默默无闻地做，不要说。不能与人家苟合，做不了好事，总可以不做或少做坏事吧？看不惯坏人坏事也不要说，因为说着没用还可能使自己粉身碎骨，身败名裂。如果天下的好人、官场愿意做好官的人，都能这样，我们的社会也会一点一点清明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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