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记事起，年逾古稀的奶奶就和盲人二伯父一起生活，住在两间土墙瓦房里，屋后有一间泥巴和着稻草堆砌成院墙的小院，院里有几棵泡桐树和椿树。
每天清晨，奶奶总是悠闲地坐在小木桌旁的竹椅上，烧一壶开水，喊我或者堂弟的小名，去乡集镇上买两根油条或者包子、几块豆腐干子，买回来总会给一点让我们解解馋。奶奶不慌不忙地从掉了漆的小铁桶里倒一些小姑亲手摘炒的茶叶，用开水冲泡，不紧不慢地喝着略苦的茶，吃着点心，慢慢地消磨着早上的时光。奶奶晚上总是雷打不动地喝上几小杯白酒。无论是我家或者叔叔家来了客人，不管有没有请她，奶奶梳好头，整理好自己的衣服，在快要开饭时坐上饭桌，不慌不忙地喝上几杯酒，吃完饭后，也不多逗留，转身离去，也不管媳妇心中高不高兴。
奶奶满头银发，身体很硬朗，除了早晚，一双小脚不停地忙碌着，自己种菜，用小木桶拎水浇菜，直到去世前两个月。小时候，晚上纳凉，我经常和小伙伴们躺在竹制的凉床上，缠着靠在摇椅上拿着芭蕉扇给我们驱蚊扇风的奶奶，央求她给我们讲故事。她用没剩几颗牙的嘴给我们讲以前的懒媳妇，如何瞒着节俭刻薄的婆婆偷嘴的故事，或者讲一些离奇夸张的鬼怪故事，听得我们时而紧张害怕，时而开怀大笑。当然讲的最多的还是英年早逝的大伯学习的故事。奶奶说有一次大伯生病发了一夜的烧，第二天昏昏沉沉地去私塾上课，太阳快落山时，病怏怏地回来了，整个人仿佛如霜打得似的，耷拉着脑袋，一句话都不说。奶奶无意中碰到了大伯的头，大伯疼得直咧嘴，问大伯，大伯还是一句话都不说。奶奶怜爱地轻轻摸了摸大伯的头，发现大伯头上有十几个大大小小鼓起的包，追问缘由，大伯吞吞吐吐说书没背出来被私塾先生打的。奶奶既心疼又气愤，急忙要去找私塾先生讨要个说法，性格懦弱怕事的爷爷连忙劝阻，但奶奶还是不管不顾地走了好几里路，在傍晚时分赶到了私塾先生的小院。奶奶站在门口，深吸了一口气，努力平复了自己心绪说：“先生，我从来都不是一个护犊的人！平常如果我噶（家）小孩犯错挨打挨罚，我从不会港（说）半个不字，老师肯定都是为学生好！但是今天事出有因，小家伙昨天发了一夜烧，我叫他不要上学，他挣扎着非要来上学听您的课，您为何不问青红皂白就是一顿毒打呢？”私塾老师被质问得哑口无言！奶奶最后谦卑地说：“我一个没有见识、不识字的小脚女人，如果什么话，港得不妥帖冒犯了先生，还请您不要见气！天下做父母的都希望先生好好地教小家伙识字做人！”大伯天资聪颖，读书好得远近闻名，最后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大学。奶奶第二天把我叫过去，特意从抽屉里小心翼翼地拿出用牛皮纸包的方方正正的书，一本是繁体字的小型《英汉小词典》，和解放前几本繁体字的课本，说是大伯生前留下的，奶奶的目光里满是期待和希望。我拿着纸张发黄的书本，好奇地翻看着，让年幼的我对从未见到过的大伯心生敬佩，也希望自己以后读书上学也像大伯一样优秀。但大伯毕业后工作一年就生病去世了，这成了奶奶心口永远无法抹去的伤痛，即使到了白发苍苍的晚年和我们提起，奶奶仍然每次都不能释怀！
奶奶一生经历了清朝末年、民国、新中国，很小的时候就嫁给爷爷做童养媳。听父辈们说爷爷只知道每天天蒙蒙亮起床，像一头老黄牛一样勤勤恳恳，在田地里辛苦地劳作，甚至农忙时经常晚上把灯笼挂在牛角上耕田。奶奶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在兵荒马乱的年代，那些溃败逃散到我们村庄的国民党散兵游勇到处抢劫。有一次，他们冲到我家门口时用枪托砸门，叫嚣着如果不开门就一把火烧了房子。爷爷是一位勤劳木讷、甚至有些胆小的庄稼人，看见这架势吓得浑身发抖，搓着手，跺着脚，不知如何是好。奶奶说当时她让爷爷和几个大小孩在后院躲起来，自己手上牵着一个，怀里抱着一个小孩，强装镇定地打开门。我当时幼稚地问奶奶：“你当时不害怕啊?”奶奶呵呵地笑着说：“怎么不怕？身上的汗毛孔全吓得竖起来了！但为了过日子，也没办法啊！只好硬着头皮应付！”奶奶面对手中拿枪、凶神恶煞似的几个士兵努力地挤出笑容说：“几个大兄弟想必也是饿得无法，才会敲我们老百姓的门！”其中一个当兵扬了扬手中的枪，恶狠狠地说：“废什么话，老子们在前线打仗，你们在家里享福快活！还不快快把好吃的拿出来，要不老子枪可不是吃素的！”奶奶低声地说：“你们看看我噶的破房子也不是有钱的主！你们这些兵爷提着脑袋打仗，不就是希望你们噶的父母小孩不遭罪，不受欺负，过个安稳日子吗？”说得几个士兵表情柔和了下来，奶奶放下惊恐无助的小孩，把家中小米缸扛了出来说：“对不住了，噶里就这么多了，还有这几个讨债鬼，催着要七（吃），我这个孤儿寡母也不晓得怎么活啊？要不然你们干脆把我们用枪打死算了！”说完两行眼泪流了下来，几个士兵被奶奶说得也动容了，取下随身携带的米袋，只倒了半袋米，米缸里剩下一些，转身走了，以后再也没来！我和几个小伙伴像听故事一样被奶奶当时的勇敢机智深深地折服，长大后自己经历很多事，更是觉得奶奶的不易！
土改的时候，当时家里靠着爷爷不知疲倦地辛劳和奶奶勤俭持家，终于有了几亩田地。本来公社要把我家划分为富农，奶奶一次次跑到当时的公社里，和公社的领导据理力争说：“我噶是有几亩薄田，但是既不请短工，更不雇长工，全是我噶老实憨厚的男人起早贪黑在泥巴地里捏出来的，人噶小孩当兵是军属，我噶小孩读了那么多年书，最后还不是在公社里跑工作得病去世的？”公社的领导说： “不管怎么港（说），你噶有几亩田摆在那里是真的吧？”奶奶不慌不忙地说：“我噶有几亩天不假，但要看是从人噶那里剥夺来的，还是靠本本分分勤劳累来的？政府我想也要问个清楚吧？总不能欺负我们这些本分勤恳的庄稼人吧！”公社最后派人下来调查，因为爷爷奶奶在村子里有很好的人缘，最后划为中农，在后来的荒唐岁月里避免了多次的批斗和打骂。
有一年初冬季节，盲人二伯父傍晚算命到了邻乡，找到了堂叔家开的书店，本想在他家住宿一晚，但被堂叔嫌弃地说找错了人。二伯父虽然眼睛看不见，但耳朵却异常灵敏，一个熟悉人的声音就是过去了十几年，也依然能够清晰地分辨出来。二伯父只好无奈地到别处陌生人家乞求过夜。二伯父和奶奶聊天时无意中说起此事，奶奶追问他是否听清楚了，二伯父铁板钉钉地说：“肯定错不了，出来时还叫搀我的人看了书店名，况且那个乡只有他一家书店啊！”奶奶听后默不作声。第二年清明节祭祖，祖坟都在我的家乡，在我家摆的酒宴上，奶奶当着众人的面，板着脸毫不客气地质问堂叔，为什么这么薄情地对待自己的堂哥？堂叔被问得满脸通红，矢口否认看见了二伯父。奶奶最后余怒未消地说：“最好是你噶堂哥听错了，要不然我相信你也没脸来见各位宗亲！都六亲不认了，我想更不好意思祭拜死去的祖宗吧！”
奶奶去世前的晚上，月光皎洁地照在大地上如同白昼。她的精神和心情看上去都很好，不像生病这个把月，一会儿明白，一会儿糊涂。她把几个儿子、媳妇和孙子都叫到房间里闲聊，还要叔叔下了一大碗面条吃下。在奶奶的房间里，我们待到晚上近十点钟，才各自散去。第二天清晨，母亲催我去叫奶奶吃早饭时，奶奶已经如熟睡状安详地去了另一个世界。
奶奶离开我们近三十年了，记忆中她和我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不惹事，但也不能怕事！遇到再大的事也不要慌，想好了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每次我回到故乡的村庄，看见满头白发的老人背影，总会想起奶奶，想起她那慈祥的面容和淡定的微笑，仿佛她正赶着去自家的菜园里忙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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