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ursuit of self - evaluation of Patty guli “The life of imitators”
叶继群
yejiqun
内容摘要：
帕蒂古丽是用汉语创作的维吾尔作家，她的散文《模仿者的生活》以真切的笔触展望了她童年及目前的生活状况，表达了自己在不同文化之间的穿梭、迷茫、困顿及反抗。本文从文化认同的角度对这篇散文进行了分析，既肯定了帕蒂古丽对本族文化的追寻，也指出在文化全球化、多元化的今天，了解别人并不一定意味着去证明他们和我们相似，而应该试着去理解他们，承认并尊重他们与我们的差异。人们发现的差别越多，眼光就越开阔，能够承认的差别也就越多，于是就能生活得更好，就能更好地相聚在一种相互理解的氛围之中。
关键词：
文化认同、自我、他者
Abstract:
Patty guli is a writer using Chinese. Her prose----“The life of imitators” was the reflection of the real prospect of her childhood and the status of the present life, in which expressed confused, difficult and resistance and the shuttle between different cultures. This article analyzed this essa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identity, and confirmed her pursuit on national culture. The article also pointed out that cultural globalization, diversification are coexistence in nowadays, understand others does not necessarily mean to prove that they and we are similar, and we should try to understand them, acknowledge and respect their differences from us. It was found that the more difference there was, the better our vision opened, the more difference we recognized, the better we live. We can live in a harmony atmosphere, understanding with each other.
Keywords: cultural identity, self, the other
在今天，人际间的流动日益频繁，总有一群跨越国界或跨越其祖祖辈辈居地的地理范畴，来到一个新的空间生活，并在家乡之外建构家庭，在空间完全错置的状态下，其身份认同在此处与他处、现在与过去之间摆荡，使他们在不同文化间来回彷徨、反思，以创造身份的再定位。帕蒂古丽，一个生活在江南的维吾尔族人，在宁波工作生活了近20年，并且认为“江南是她托付终身的家园”，但在书中她依然写到：“现在我是另一个土地上的那个我，我精通这里的语言，那是我的父亲认为世上最难懂的语言。我谙熟南方的任何习性，我按这里的生活方式生活，可我每天起来还是感觉脚踩在人家的土地上，在人家的土地上煞有介事地奔波、安居”。像帕蒂古丽这样，从小接受汉语教育，在内地上大学并在内地工作的少数民族人士越来越多，他们在汉族文化与本民族文化、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碰撞、交流中生存，既深得其益，又深感其痛。那么如何安放这样一颗漂泊的心，为自己的灵魂找到安居之所？帕蒂古丽借散文《模仿者的生活》的书写，剖析了追寻真我的心路历程。
文章一开篇就说：“好多时候我都是在机械的模仿中打发日子，似乎常常有两个我在相互模仿，这个我在努力仿我希望成为的那个我”。【1】“多少年来我在新疆和江南之间奔突，在这个我和那个我之间焦灼地跺脚，我试图从现在的我，回忆过去的我，又分辨不清两个我之间，不知道究竟哪个在模仿哪个，我在模仿中丢失了自己，为了分辨真正的我，常常弄得自己疲惫不堪”。【2】
表面上看是两个“我”在相互模仿、相互撕扯，究其实质是自我身份认同的危机造成的。
威廉•布鲁姆曾指出：“身份确认对任何个人来说，都是一个的、无意识的行为要求。个人努力设法确认身份以获得心理安全感，也努力设法维持、保护和巩固身份以维护和加强这种心理安全感，后者对于个性稳定与心灵健康来说，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3】
帕蒂古丽，从小生活在新疆沙湾县，一个各民族混居的村子里，从她开始学习说话起，她常常面临着几种语言，她父亲是维吾尔族，于是对着父亲讲维语，母亲是回族，因此跟母亲讲回语，出门可能会遇到汉族获哈萨克族小朋友，于是又要讲汉语或哈萨克语。为了适应这样的生活，模仿成为了在这个生存环境中融洽生活的重要手段。《模仿者的生活》第一部分就写小时候，“我”具有“超乎一般孩子的模仿力”，但随着“我”模仿能力渐趋提高，当“我”的表演越来越精湛的时候，“我”开始担心“没人看住我”时，“一不小心我就变不回自己了”。有一天，看到了耍猴艺人手中的猴子，看到猴子以模仿人类的行为、举止而博得人们的喝彩时，突然想到了自己对他人的模仿----猴子在模仿中失去了它们本来的生活，它们做不了真正的猴子；那么“我”在惟妙惟肖地模仿他人时，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我”？我是做张三更美？还是做李四更乖？
这一连串的发问实际上透露了作者面对各种文化冲突时的困惑以及到底该坚守怎样的“自我”的一种犹豫。
“自我”的建立和对自己的文化身份认同有密切的关系。赛义德认为：“自我”身份或者“他者”身份决非静止的东西，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人为建构的历史、社会、哲学和政治过程，就像是一场牵涉到各个社会的不同个体和机构的竞赛。因而自我的确立绝不是与生俱来的历史赋予，而是各种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就新疆少数民族而言，每一个民族都有本民族的历史，这些历史将以集体无意识的方式沉淀在本民族的文化中，它们随时随地的影响着这一民族的自我身份建构，但同时，由于生存环境的特殊状态，其他民族的文化也会通过各种方式有意无意地渗透、影响着这一民族的生活方式，当各种不同的文化力量旗鼓相当的时候，“自我”就可以自由、愉快地在各种不同文化之间穿梭，取己所需；而当各种不同文化之间的力量差距加大的时候，“自我”的抉择就显得很困难：坚守本民族特点，意味着无法融入时代；完全接受强势民族文化意味着失去根本。在左右为难的境地中，自我建构的焦虑性就显得尤为突出。
于是帕蒂古丽从单纯的模仿中看到了其间的反向作用：“我吃惊地发现，当面模仿别人的丑态有着侮辱践踏别人尊严的效果，比任何谩骂更奏效，更能有效地伤害和打击自尊，在家里，我将这个侮辱手段运用到极致，结果导致不断地挨打。在发现模仿具有的非凡杀伤力后，我开始把它当做秘密武器，隐藏在我的生活当中，从此不敢轻易出手。”【4】但“我”非常沮丧地发现，“在我生活的多民族混居的村庄，这样的模仿是被众人默许的”，而且这些模仿“从舞台表演式的公开，走向隐蔽，走向生活深处的细节”，结果“三十年后再回村里”，“我”发现每一个人的“自我”里都融入了“他者”的成分：汉族穿上了维族的牛皮靴、儿子的言行跟父亲一模一样，让我错把儿子当父亲叫、我原来模仿的时尚现在早已变成老太太身上的残余物……过去的模仿正在变化，新的模仿又在不断涌现，当“我”看到一个维吾尔族小伙子模仿他人的行为以供游人拍照时，“我”产生了一种震荡：“虽然这个模仿是短暂的，却表露出他内心不踏实感——从生硬中让人感觉他只在一刹那离开了自己，摇晃了几下后很快地回来，又迅速地稳住自己，然后停留在本色中。”【5】从这段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民族在向其他民族学习的过程中的犹豫与彷徨：每一个民族都有独属于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这种共同的、流传长久的生活方式可以带领他们回到自己的精神家园，使之心灵安宁；一旦这种生活方式被破坏或打断，那么改变的就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方式，而是精神世界的震荡和心灵的无法皈依。帕蒂古丽面对维族小伙子对他人的模仿所产生的担心是可以理解的：随着经济的开放，交流的方便与频繁，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中已越来越多的融入了其他民族的文化成分，抱着对本民族文化特色的坚守，帕蒂古丽心理震荡是可以理解的，它是一个人对“我是谁”的最基本认同，但诚如霍尔所主张的那样：“离散族群的经验不是依赖本质或纯粹度来加以界定的，而是由必要之异质及多元性的体认来界定；由一种能够接受与差异并存的体验来界定，也就是由混杂性来界定的。”【6】
也许正是厌倦了现代社会快速的“变”，在内心深处渴望着一种稳定与安宁，于是，帕蒂古丽对库车街上从容安静吃抓饭的女孩心生羡慕，对每个礼拜都抱着同一块自家天窗上的玻璃来赶巴扎的维吾尔汉子的生活方式完全理解，对克孜尔千佛洞中的老人30年来在恶劣环境下生活的心定神安充满了认同。“真正的生活是一种习惯和习俗长久的延续，而并非快速地模仿一种习俗和习惯，快速的模仿不可能代替传统”【7】，“快速的模仿必然导致盲目和仓促”，最终只能使“文化出现断裂而无法延续”。帕蒂古丽这种企图用“不变”的认同思想在短时间内似乎可以让“自我”安定下来，维护本民族的传统，但从长远看这种“纯粹性”是不可能存在的，它只会导致民族文化的停滞不前而被时代遗弃。
美国文化学者斯图亚特•霍尔认为“文化身份”有两种存在方式：一种“文化身份”即指那种藏身于许多肤浅的、表面的、人为的“自我”之中，它是以一种集体的面目出现，这种“集体无意识”是因为我们来自共同民族的历史文化。这种相同的历史文化和历史经验，使我们具有共同的文化符码，给作为“一个民族”的人们提供了在风云诡变的历史变化中如何进行选择的一个稳定、不变和连续的指涉和意义框架。另一种对于“文化身份”的描述则认为，文化身份既是一种“存在”，但也是一种“变化”，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存在”，而是在现实变化过程中不断受到外力影响而漂浮着的、变化着的“存在”。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把这种文化身份当做是某种文化永远固定不变的表现，而应该看做是现实因素下的运作过程，它属于过去也同样属于未来。它不是已经存在的，超越时间、地点、历史和文化的东西。文化身份是有源头、有历史的。但是，与一切有历史的事物一样，它们也经历了不断的变化。”【8】于是，“文化身份”其实就是指一种共有的文化，集体的“一个真正的自我”。
因此我以为帕蒂古丽对“自我”的追寻不应该将“自我”绑定在“过去”，而更应该看到它的“未来”。也许有人会说你这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是作为一个旁观者站着说话不嫌腰疼，但我认为文化的影响是双向的，帕蒂古丽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觉得“无奈模仿是一场很势力的游戏，游戏规则从来就是少数人向多数人的习惯低头，或者是弱势的一方向强势的一方的习俗做出让步”【9】，但是她在讲述她被迫模仿的同时她却忽略了给她提供任意模仿的环境：“模仿是被众人默许的”，于是在长期的相互“模仿”中，三十年后“我”发现所有的事物中均有你、也有我的影子，一下子居然出现了那么多和我有一样习惯动作和声音相似的人。——这环境本身就说明各民族间的文化是相互影响的，既然汉族“何承霞和她的女儿都穿上了牛皮靴”，那么作为维族的帕蒂古丽又何必为南方餐桌上常见的白白软软的叫不上名字的鱼，以及有着长长的触须被酱油和葱爆过的红得发黑的虾与新疆“让人心热魂颤大盘鸡、手抓肉、拉条子”的食物的不同而耿耿于怀呢？而至于做了一桌“南北混血大餐”，让江南的同事们，这一帮既不吃酸也不喝辣的才子佳人“尚未举箸就已吓得汗湿衣衫”？从这一具有喜剧色彩的举动中，我们可以看出帕蒂古丽对其民族精神的执着、歌颂，是作为一个离开新疆长期在江南生活的维吾尔族人的社会文化认同：他们适应江南文化的同时，仍留存了对本族文化在历史文化上的集体记忆，而本族文化的弱势地位又激发起他们对本族文化的彰显冲动，于是在矛盾与分裂的生活内容中寻找一个乌托邦似的补偿，在他对历史记忆中的本族文化的想象性认同中（其实帕蒂古丽描述的那种所谓“永恒”的维吾尔人的生活方式在今天还有多少可以留存下来？），得到了快乐、尊严以及替代性的归属感，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从何处来”的意识一直主导着帕蒂古丽的身份认同，并以自恋式的情绪形成怀旧的情怀。但是由于处在杂汇文化的后现代情境中，使她在认同上充满了断绝与混乱，只有在基于维持生存的需求时，“身在何处”的意识才会抬头，并与“从何处来”的意识交织成复杂的关系。其实在今天这样一个既全球化又多元化的时代，了解别人并不一定意味着去证明他们和我们相似，而应该试着去理解他们，承认并尊重他们与我们的差异。人们发现的差别越多，眼光就越开阔，能够承认的差别也就越多，于是就能生活得更好，就能更好地相聚在一种相互理解的氛围之中。
我们选择出发，也就是选择离开。帕蒂古丽在以自己为标本进行审视的过程中，以一颗坦诚的心真诚地追问“我是谁”这一具有普遍性的现代命题，这一发问既是她自己的真我追寻之旅，也是今天所有离散族裔共同的追寻之旅，有着普泛性意义。
注释：
【1 】【2 】【4 】【5 】【7 】【9 】 帕蒂古丽 模仿者的生活 北京 民族文学2012年第9期，并被翻译成英文发表在《人民文学》 英文版《路灯》2014年春季号
【3】乐黛云 文化传递与文化形象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332
【6】转引自陈慧芬、马元曦主编 当代中国女性文学文化批评文选 广西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234
【8】斯图亚特•霍尔 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 引自刘象愚、罗钢主编 文化研究读本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209
(叶继群，女，新疆喀什师范学院人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副教授。）
公众号：pcren_cn（长按复制）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