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脑嗡一声就响了，“您说的是那个谢仰淳吗？”
“咱们清拖历史上只有一个谢仰淳。”他坐回原位，可能觉得我堂叔死了，我需要安慰一下，问我要不要从窗户那边绕过去，进门到房间里坐一坐，我说站在这里就很好。我只想把堂叔的死因听清楚。“原来死的是他啊。”他点上我给他的苏烟，我随手又递给他一根。“好多年前就听说了。那会儿你堂叔还没到退休年龄吧，下班路上被车轱辘砸死了。你说世界上就有这么巧的事，出门撞见鬼。一辆卡车正踩着油门挂在四挡上跑，一个轱辘脱落了，车子在这边继续跑，轱辘往那边跑，一边跑一边跳，遇到个坎，跳得更高，落下来，砸到骑着自行车的你堂叔，脑袋都砸扁了，脑浆崩了一地。”
我赶紧又递一根烟，没必要再说了。我转身来到大街上，谢谢都忘了。没见过谢仰淳，但他是我堂叔。觉得胃里有东西往上翻，必须亲自抽一根烟才能平息这恶心。一个制造车轱辘的人，最后被车轱辘砸死了。
在开发区宽阔的马路上踢踢踏踏地走，突然有种无所适从的空寂。闲得慌，闲得发慌。在北京天天忙得脚不点地，电话、微信、短信、邮件，各种提示铃声，一天到晚就没断过响，好像我是多重要的人，被全世界人紧急地需要着。到这里，手机突然失声了，所有人集体约好了似的放我一马。梦寐以求的空白终于到手，我却不知道干什么了。这就是传说里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么？我像个二流子在祖先的土地上晃荡，晃得身心空空荡荡。突然电话响了，我得救一
般赶紧摁了接听键，就是个骚扰电话，我也打算跟对方认认真真地聊上一会儿。
助理小王打来的。网上署名“瑞拍客”的瑞典小伙子找到了。西蒙·格朗瓦尔，二十六岁，哥德堡人。在苏州学了几年汉语，毕业后找了份给欧洲报刊自由撰稿的工作，继续待在苏州。此人闲下来喜欢到处乱逛，边逛边拍，觉得好玩的就发到网上，自命“瑞拍客”。他的短视频中，有一个大运河系列，从南到北，“一个歪果仁眼中的水边中国”。工作室的小朋友在网上偶然发现的，觉得有点意思，前些天跟我说过，我说好，跟进，该搜集的搜集，该整理的整理，然后寻找作者。小王说，找到了。西蒙·格朗瓦尔刚娶了一个中国女孩，成了苏州的女婿，他对我们的节目很有兴趣，如果需要，随时可以出镜。不过最近他想带媳妇回老家待一阵子，见见父母，看看瑞典，我们得给他个确切时间，要不就等他回来再说。小王担心等他回来黄花菜都凉了，问我怎么办。我说当断就断，让他们把手头的材料先发给我，现在就回酒店看。做不做下午就给他个准话。
有事做的感觉真他妈好，我拦辆出租车直奔酒店。进了房间，打开电脑，小王已将相关材料发过来了。看完挑选出来的三十九个视频，以及小朋友们草拟的方案，觉得可行。视频里的西蒙·格朗瓦尔给了我一个好印象，面对运河，他的眼睛里闪动着真诚的光。这一点很重要，他是真心喜欢这条浩浩荡荡的长河。这家伙贪玩，在拍摄运河人家的生活时经常搞怪，努力用不同的方言跟当地人瞎聊，搞得大家都很喜欢他，积极配合他的拍摄。有一个视频里，他指着一条张大嘴活蹦乱跳的鲤鱼说，这条鱼我不敢吃。人问为什么，他一本正经地说，它是活的，我怕它咬我。缺了门牙的卖鱼大爷被逗得咧开嘴笑。
看完视频，整理出一个思路，把方案又给完善一下，发过去，已经下午三点。到酒店附近一家老字号面馆吃了碗面，又去礼品店买了些礼品，打车再去周信芳故居。
下午四点半钟的故居最热闹。午睡都起了，晚饭还远，不上班的票友全来了。整个院子里三五成群，咿咿呀呀此起彼伏。唱老生、唱青衣、唱花旦、唱老旦、唱花脸的都有。院门敞着，我从院子里最近的一拨看过去，希望能在哪位老先生的脸上认出老谢家的表情来。转到第二拨人时，昨晚那个大爷看见我，对我招手。他和一群人围在一个亭子下，他还是个听众。我走过去。他对一个跷着二郎腿坐在躺椅上的老人说：
“老谢，有人找。”
老谢扭过脸来。我能肯定这就是我堂伯谢仰止，他对陌生人的警惕和犹疑，可能是谢家祖传的，反正在四目相对的那一瞬间，我在他的脸上看见了我祖父的表情。他是我祖父的亲侄子。我堂伯在这一群人里显然鹤立鸡群，他就是干这个的，虽然退休之前唱的是淮海戏。他的专业身份和地位，他在多年的表演生涯中养成的做派和优越感，就连多年经营和保养的皮肤和身段，也让他在一群中老年票友中占据了绝对优势。只有他一个人半躺在椅子上，唯一一架躺椅。别人坐的是木椅子、条凳、自带的小马扎，或者站着。谢仰止穿一身黑，对襟盘扣外套，方口的北京黑布鞋，素净，低调的深沉和奢华。他用力看我一眼，没说话，用眼神问我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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