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开始上心了。这个行当需要上心，但这个行当又害怕上心；上心意味着可能做出好片子，更意味着必须加大投入，慢工出细活儿。我决定把《大河谭》弄成个精品。前期的投资早用光了，我把手头能挪用的钱全塞进去了。正满脑门激情，等着接下来的资金，电视台的哥儿们一瓢冷水浇下来，后续的投资要黄了。就上午，手机一响我就知道没好事。刚挂上我前妻的电话，儿子想报一个英语夏令营，相关费用外加在英国的吃喝拉撒，又是四万。我说需要这么多吗？前妻说，不相信就让你儿子拿发票回来报账，我会叮嘱他，进收费公厕也别忘了要收据。离婚对一个人改变如此之大，前妻原来写个年度工作总结都要我帮忙，现在成了语言大师，每个字都用得凉飕飕的。幸亏是她离我，要是我离的她，还不得成就个大作家啊。
挂了电话我斜躺进沙发里，好像前妻掏空的不是我钱包，而是我的骨头。母亲从卫生间里出来，拎着我的黑夹克。昨天晚上洗澡前我刚扔进的脏衣篮。母亲说：
“我跟你爸商量了，咱们那老房子还是租出去。什么时候有人帮你照料这个家了，我跟你爸再把房客辞掉，搬回去。”
“妈，不是说好了空着吗？租出去就糟蹋了。不缺那几个钱。”
“省一个是一个。最近你也不宽绰。”
“谁说的。生活费用光了？这就给您取去。”
“行了，别硬撑着。瞒不了你妈。”母亲把夹克里子翻出来，拍拍胸前的口袋，“有阵子了，你这口袋里一分钱没落下。过去可不这样。你这马大哈，哪次洗衣服之前我不掏出三五百的零花钱。”
我细想了一下，一点没错。我也想起来，已经两个月没给母亲生活费了。这依然不能阻止我嘴硬，“最近改用钱包了嘛。”
电视台的哥儿们电话打来了。一听见《步步高》的铃声，我就有种不祥的预感，果然，手机里传出的第一句话就是：
“兄弟，我知道你的心理素质过硬。”
“有喜事，就现在说；报忧，还是晚上吧，免得我一高兴夜里睡不着。”
“还是现在说吧，说晚了怕你损失更大。”
我清晰地感到趴在脑门上的头发站起来了。为了避开坐在藤椅里看报纸的父亲，我走到阳台上。
“没办法，领导没兴趣了。”
“原因？”
“没信心了。觉得大运河申遗成功可能性基本为零。据说台里的大领导也是这个意思。一是大运河济宁以南还在运行，活得好好的，跟遗产扯不上关系；二是他们出差看了德州和沧州一线的运河，都成了臭水沟，有的地方连河床都找不到。消失的东西，‘遗’在哪里？所以，不成立。”
“还在使用的那部分是‘活态线性文化遗产’啊。有点文化行吗？当初立项时说得明明白白，每个字都是透亮的啊。臭水沟咱们可以整治，个别地方的河床只是看不见了，又不是飞了，挖几锹是可以找到的。”
“别跟我探讨严肃的学术问题，头大。我也就传个话。就算你能要来后续资金，估计也就是个人情钱。当然，人情钱也是钱嘛。兄弟，只能祝你好运了。再见。”
挂了电话，我抡起手机转了一个大回环，还是塞进裤兜里。真想把它摔到领导脸上。屋漏偏逢连阴雨，说的就是我这个操蛋的上午。我进书房坐下来，把一张A4打印纸折成四半撕开。在两张纸上分别写上“继续”和“终止”，团成阄，放进毛竹做的空笔筒里。晃两下，停下来，我找来第三张纸片，又写了个“继续”，窝成一团投进
笔筒。准备将笔筒倒扣在书桌上时，还不放心，在第四张纸片上也写了“继续”，团好了放进笔筒。我摇啊摇，晃啊晃，倒扣在桌面上时我对着电脑旁的一摞大运河资料说：
“兄弟我尽力了。”
我拿开笔筒，闭上眼在四个纸团中捏起一个。打开：“继续”。这个纸团留在笔筒里，其他的扔掉，我把钢笔、铅笔、毛笔、圆珠笔重新插进笔筒。听你的。然后从书橱里找出存了十年的那瓶茅台，拎到饭桌上。
父亲在收拾饭桌，瞥我一眼，“黄历改了？”
“望和历。”我纠正他。
“嗯，望和历。改了？”
我的工作室叫“望和影视工作室”。小朋友们为了扩大宣传，别出心裁做了一个“望和历”。元旦前做好下一年的日历，某年某月某日，阴历是哪天，该日适合干什么、不该干什么，历史上的这一天发生过什么大事。有纸质版，也有电子版，便于网上发布。我带回一份纸质版，母亲挂到门后头，每天出门前老两口都要盯着看一看。今天上头写的是：宜出行；忌酒，忌决策。我搞不清每一天的“宜”与“忌”的根据何在，也懒得问，年轻人总是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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