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对着死神说话_经典散文_.

                                忌日的白毛巾
　　那时候大梁坡还没有清真寺，谁家生了孩子取经名，或是帮新婚的人念尼卡尔，爹爹都是去人家家里诵古兰经。小孩子是不允许跟着去的，不过，从爹爹带回来的东西上，我们就可以判断出村里又发生了什么大事。
　　　我们家的每条毛巾都记录着大梁坡人的忌日。爹爹带回来一条毛巾，就说明大梁坡又有一个人被真主唤走了。
　　有个人无常了，那个人的家人或邻居就会不顾天早夜黑，如期地来找我爹爹，让他去为口换的人站乃玛孜、洗礼、送埋。然后，爹爹就带回来一条新毛巾。
　　如果我们家的毛巾用得发黑还没有换，就说明村里已经很久没有死人了。从毛巾陈旧的程度上，我们可以推断出上一个死者，埋在沙土里的身体是不是快要风干了。
　　要等到下一个人死了，我们家的毛巾才能换上一条新的。
　　从上个无常者的葬礼上带回来的毛巾，在我弟妹们脸上来回摩擦得像干得发硬的牛肚，下一个人的死讯总会如期到来，一般等不到一条毛巾用烂。
　　奈比约拉殁了。 爹爹一早被唤去给奈比约拉净体、站乃玛孜、送埋。我站在屋顶上，看见耐比约拉家门前，戴白帽子的人排了长长的队。爹爹的诵经声在高处的天光里嗡嗡地响。爹爹从奈比约拉的葬礼上带回一条毛巾。
　　那条毛巾用了好几年，用到绒都秃了，就剩横一根、竖一条的一把线了，稍一捏就咧开一个大口子,家里人都很小心的，只蘸了水在脸上擦两下，就挂回墙上的木橛子上。
　　每次看看毛巾上的破洞我都想：啧啧，奈比约拉家的毛巾可真经用。我希望它挡住死神口唤大梁坡的下一个逝者，至少让下一个人的死讯晚来几年。
　　每次从葬礼上带回来一条白毛巾，就有一个死亡的信息牢牢系在家里的木头橛子上。仿佛村里仿佛谁死了，就用白毛巾在每一家做个记号。
    　亡人是不能随意谈论的，我们只能每天闭着眼睛用那些白毛巾擦脸，我们像用闭上眼睛的办法，把亡人关在了眼睛外面，可那些白毛巾挂在墙上的木橛子上，白天黑夜，那道亮亮的白晃总在墙上晃来晃去。
　　那个土坯匠就猝死在我家门口他自己挖土打土坯的大坑里。他的葬礼是在我们家办的，爹爹没有给他买白毛巾，也从来不在我们面前提起他。他临死前发出的哮喘一样粗重的呼吸声，总是在院子里响起。
　　走过每一面墙壁时，我们都能听到那个声音，像风箱一样镶嵌在墙的每一块土块里，我们谁都不敢说出来。大人忌讳小孩子说死亡的事情，怕打搅亡人在地下的生活。亡人打搅了我们在地上的日子，我们只有缄默。
　　死亡渗透在每一个土块里，恐惧充满土块与土块的间隙，死者的灵魂附着在这些他们碰触过的物体上。我们的目光在黑暗里，总能让亡人的样子重现在墙壁上，他们像影子一样躲藏在每一个墙角，时刻觑着来追赶我们。
　　我记得那个土坯匠，每次看我们跑来跑去地在土坑边玩耍的眼神都是含着埋怨的，我不知道他究竟埋怨什么。
　　我很想背着死神跟他说会儿话，还想跟他商量，给他买条白毛巾。
　　　　　　　　　　　
　　　　　　　　　　　相片上的姐姐
　　挂在邻居家墙壁上古丽殁了的姐姐的相片，让我心生莫名的嫉妒，她让我想到我夭折的姐姐。
　　姐姐小小的坟在村口，用枣红色的木栅栏围着，爹爹每次赶着毛驴车路过，都要指给我看。那是那片坟地里唯一拥有栅栏的坟。爹爹说只有公主坟才配有这样的木栅栏。从我喜欢上了暗红褐色的木栅栏。
　　一年又一年，姐姐跟我一起成长。我从来不跟妹妹比，我只跟姐姐比。我能看到她，我梳辫子，她的比我长，我跑路，她比我快，我对着镜子笑，她笑得比我甜，还有两个小酒窝。那是我一直想有的。
　　姐姐什么都比我好，皮肤比我白，眉毛比我弯，眼睛比我大，头发比我黑。丢失了的刀子最锋利，爹爹心里知道维族人的这句口头禅。出生七天就殁了的姐姐，好过活过了三十年的我。
　　每次我都从爹爹手指的地方，看到姐姐站起来，站在我追不上的地方，对着我展开婴儿般的笑容。
　　我觉得每次站在芭哈尔她姐姐的相片前，都是在代替芭哈尔嫉妒，我知道芭哈尔的姐姐是天使，假使她在，断然不会嫉妒自己的妹妹比自己漂亮。我霸道地认为所有村里的女孩都不应该比芭哈尔更美，那些肆无忌惮的美，隐含着一种对死者的不敬。
　　住在河坝那边的维族当兵的试图与芭哈尔开始一场恋爱，她却用天真烂漫和不谙风情，来淡化那份对于她来说唾手可得的爱，用对兄长一般的无邪拉开距离。我觉得那个当兵的根本不配她。她纯净如天使，而他是一个满头不洁的卷发，满脸黑胡茬的俗物，对爱情的百思不得让他因为烦恼不断地搔首，导致军装的肩头落满了雪花一样的头皮屑，领章边缘也脏得发黑。善良的芭哈尔用白线为他勾过一个雪白的护领，可是过不了多久，那领子被他油脂分泌过盛的脖子染得变黄继而发黑。
　　芭哈尔死后，我曾幻想那个当兵的爱上了我。但那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个呆子痛苦到几乎发痴，胡子不刮，头发不理，衣服不换，只有那条护领洗得雪白。他依然经常来芭哈尔家，忧郁的眼睛里看不见村里别的姑娘。芭哈尔用死亡主宰了他的内心，拥有了他的全部。
　　 从芭哈尔门口过河坝时， 芭哈尔雪白的脸映在河坝的水里，我出神地看上很久，就能看见她从水里走出来，扎好头帕端着碗走向羊圈去挤奶，湿漉漉的卷发俏皮地从头帕里溜出来，带着水珠晃动在光洁的额头和耳轮旁。
　　失去了女儿，芭哈尔的妈妈似乎变得特别怕冷，一年四季穿着厚厚的棉衣和棉靴，家里人在院子周围堆满了高高的柴垛，好让她不再看见女儿落水的河坝。从她浮肿的脸和红肿的眼睛，可以猜想到她梦里的哭泣。
　　芭哈尔的爹爹表现得很冷静，他用豁达的语气安慰家里人：芭哈尔为救落水的同伴而死，真主会唤她去做天使。这种对夭折的生命的隐忍，让我心里替死者产生了一丝不平，但又怕他像他妻子一样，悲伤到冬夏不分的地步，毕竟他家里还有四个幼小的女儿要照顾。
　　从芭哈尔的几个妹妹眼里，很难找到那种失去姐姐的哀伤，当我提起她们的姐姐时，她们的既吃惊又忌讳，竭力掩饰一种对死亡的迷惑和不解。她们的眼睛圆圆的，酷似芭哈尔，显得很无辜。
　　从她们隐晦的脸上，我感觉出她们希望所有人都把死亡当作一个秘密，不去向任何人透露。说到死去的姐姐，她们不约而同地看看身后，然后提示我要背对着死神说话，这样可以让死神听不见，死亡就不会来追赶活着的人了。
             　　　　　　　　　
　　　　　　　　　　复活的外婆
　　外婆殁了以后，用默诵她教我的古兰经，用她熟悉的声音祷告。外婆总是在诵经声里复活。
　　外婆活了９８岁，念了９０年经，嘴上都念起了嘬嘴纹，手指头也被泰斯碧赫磨出了茧子，她摸我的头发的时候，头发会沙拉沙拉响，像磨在砂纸上，外婆不敢摸我的脸，她的手很硬，脸很软，她擦汗带着布巾，怕手上的茧把自己的脸硌伤了。我每次见她，都躲开她的手，喜欢贴住她的脸。
　　清早外婆家的闹钟一响，我就从床上惊起来，我熟悉这个闹钟油漆斑驳的外壳，还有那上面显示的是外婆做晨礼的时间。我重新躺下来，那只闹钟，它背靠着墙面安放在暗红色的三屉桌中间。我看到桌子一侧的花围墙布，闻到大炕上每天早上起来，那种隔夜的烟熏气。外婆晚上给闹钟上好发条，早上在闹铃声里第一个醒来，悉悉索索地开始在大炕上做完乃玛孜后，才开始一天的日子。
　　外婆家的馕装在布袋子里，每天早上，外婆从袋子里取出一只，闻上一阵，她的动作轻缓，表情郑重，带着些许相遇的惊喜，每次都好像是在领受世上的第一个，或者最后一个馕。她的馕袋子里，一直都有源源不断到来的吃不完的馕。
　　外婆对馕怀着对真主所赐的食物的敬畏与珍惜，每一餐，都是一次敬拜感恩仪式。
　　她跟袋子里的馕微笑着道别，扎好袋子坐下来，她双手捧着馕，跟它面对面，她端详馕，让馕也仔细打量她，仿佛她是那个馕要吃的早餐，或者是让那个馕辨认出她，不要受到惊吓。
　　她摸摸馕满脸的芝麻粒，直到馕对她露出笑意，她们之间似乎达成了默契，她默念清真言，直到馕不再感觉到疼痛，她开始轻轻地掰那个馕。
　　那个馕在她手里，重新回到了麦粉一样的原初。外婆叮嘱我，干馕要掰碎了，用奶茶泡开再吃。她从来不会拿一只馕，直接用牙齿对付它，因为那样，人吃的就是自己上一口的口水沾湿的馕，对于一个穆斯林，这样被污染了的食物，是不清洁的。
　　梳头，她把掉在地上的头发收起来，装进一个袋子里，扎住，埋在园子的土里，等她到了地下，她全身脱落的东西都会重新找到她，完整合一，这样她的灵魂就会安宁了。她剪了的指甲屑，每次都放在户枢的一角，吸引那些虫子不致被门枢碾压而毙命，人若害了虫蠹的命，下一世里也是要抵命的。
　　外婆让用过的东西物以类聚。出门前，她把厨房里的菜叶子和扫起来的尘土分开放在两个簸箕里，带出门去，尘土倒在墙后面的土堆上，菜叶子倒在门前的鸡食槽子里，灶火里的草木灰，一般都埋在菜园子的地里。厨房的捡剩菜叶子跟人脚底的尘土互不认识，它们应该各去各的地方，最好不要碰面。外婆说，把土豆皮和用过的草纸装在一个簸箕里，它们就会闻不惯对方的气味相互憋屈，家里就容易有口角，日子就难以清净。
　　我不能完全弄懂外婆内心的这些道理。每天看着外婆做这些，我能从外婆每天的举动里看见神，从细碎的物事中看见凡常日子里种种的好，似乎地上的烟火和天上的神明都能相安于心。
　　　　　 　　　
　　　　　　　　　　　　 致命的愧疚
　　母亲的病在我4岁时开始发作，终身未愈。我和四个弟妹从出生到长大，衣食住行和读书求学，都是爹爹一手操持，他就像是替母亲给我们还债一样。对母亲的病，还有我们这些缺失了母爱的孩子，也许爹爹一生都深怀愧疚。
   　 小时候没人给我梳头，每次过节爹爹会帮我扎头发，用的是不知道他从哪里找来的牛皮纸绳，头发扎得乱糟糟的惹得邻居笑话。爹爹只好隔几天带我到邻居家，让邻居家的姑娘帮我梳辫子。
    　农忙时节邻居都忙着收拾地里的庄稼，没人帮我收拾一头的长发，头上生了虱子，爹爹宰了一只羊，用羊肉哄着我，给我剃了光头。刚上小学那两年，我一年四季都是捂着厚头巾上学的，掀掉我的头巾，让全班看我的光头哄笑，成了调皮的同桌取乐的方式。
   　 熬到了暑假，头发好不容易长起来了，爹爹给了我两块钱，让我和村里的女孩结伴，到柳毛湾镇买了一块淡蓝色带网眼的纱巾，开学包在头上，结果头发从网眼里扎出来，脑袋像个蓝色的刺猬，惹得同学笑话。冷不丁揪我网眼里冒出来的头发，疼得我惊叫，又成了后排的男同学的一大乐趣。
    　穆斯林女孩是不允许随便把头发剪掉的，爹爹对我的头发恐怕也怀有一种宗教上的愧疚。我八九岁的时候，南疆的姑姑来我家，见面第一件责怪的事就是说爹爹作为阿訇，居然给自己的女儿剔了光头。爹爹对着小自己很多的妹妹，低下了花白的头，一语不发。
   　 我的头发终于留起来了，姑姑每天给我蘸着树胶梳小辫子。我从爹爹脸上看到的那种满足感，是别人给他一头牛也换不来的。让我像邻居家的女孩一样梳漂亮的辫子，应该是爹爹内心的一种情结。
   　 我长大了一些，爹爹觉得自己的裁缝手艺赶不上商场那些服装好，他卖了鸡羊有了钱，会带我去镇里或者周围团场商店添件衣服。买来的新衣服穿在身上，他总是要夸赞那些衣服的面料和做工，说那种面料只有在上海这样的大地方才有，那做工也是大服装厂家的，因为那些机器锁边和锁扣眼的技术，是他早年在乌鲁木齐服装加工厂工作时，从来也没有见识过的。
   　 爹爹一生对衣帽鞋袜都十分讲究，这一点也遗传给了我。我从懂事开始，就喜欢翻出箱子里爹爹年轻时穿的翻毛皮靴和网眼的T恤，穿着在村子里招摇，惹得那些从未见过这些时髦玩意的村里孩子眼红。
    　十五岁那年，我和爹爹砍完柴，把柴禾垛在驴车上，路过乡里的商店，爹爹进去溜了一圈，我一眼看上了一双红色的半腰羊皮靴，想趁着爹爹到商场买油盐酱醋，让卖皮鞋的女售货员说服他，给我买下来。爹爹跟那个中年女人拉了一会儿家常，就催促我跟他回去，他跟笑眯眯的女售货员打招呼，说家里的鸡鸭还等着喂。
    　出了商场爹爹只扔给跟在后面的我一句：“买一双羊皮靴的价钱都能买只羊了。”他赶着毛驴车，一路上再也没有开口。我着了魔一样心里对那双皮靴恋恋不舍。到了运河边的大上坡，爹爹心疼毛驴，自己先从车头上跳下地，见我还坐在车屁股上不动，就挥了鞭子呵斥我下来。我跟一路的野柳树一起，弓起背跟着驴车跑，父亲的鞭子一甩，路旁惊魂未定的野柳树叶，像我身上的汗毛刷刷地竖起来。
　　尽管那鞭子在我耳边甩得啪啪响，爹爹像是算好了鞭子落下的速度，给我留足了跳车的时间，才没让鞭子落在我身上。那时我心里只有怨怼，嘴上不依不饶地咕哝：“就知道对我吼，有本事找个会做鞋的妈，就不用你买鞋子给我穿了。”
　　爹爹听了脸色灰青，双眉紧蹙，拉长脸一言不发重新坐回车上。我得意自己找准了爹爹的死穴，横下心对他痛楚的表情佯装看不见，我还是感受到了他的心痛。
   　我知道爹爹的死穴，我利用爹爹的愧疚感是刺伤他。那时的我还没有体会到，愧疚会是这样一种致命的感受。当年爹爹赶着驴车对我挥鞭子的那段路，就是现在我去爹爹坟地的必经之路，这么多年每次去爹爹的坟地，我都要猜测那一路上爹爹内心的感受。
    　我的话等于否定了爹爹的人生，告诉他有这样一个病妻，是男人最失败的事情。母亲是在嫁给爹爹以后患病的，他一直认为母亲的精神疾病，是他一手导致的，也许对此他曾愧疚到痛不欲生。就因为他无法满足我一个小小的愿望，我竟这样残酷地谴责他的无能。
    　他一定会觉得自己付出了这么多，辛辛苦苦养大的亲生女儿也这么让伤他的心。其实，那时导致这一切真正的原因是贫穷。我居然会为了一双皮靴，就用那样怨毒的话去刺伤爹爹，将他一生的恩典和功绩都抹杀。他会怨恨命运的不公吗？我把生活对他的不公，一股脑强加在他的身上，他当时承受的是怎样的重负？
   　他不是不想给女儿买那皮鞋，如果他是个皮匠，我相信他一定会剥了一只羊，用羊皮亲手给我做一双皮鞋。可他只是个裁缝。虽然没有妈妈给我做布鞋，可我是被爹爹做的花裙子宠坏的孩子，每次我穿上新衣服，爹爹连拔草、捡柴禾这些事都不让我插手，只要我像花蝴蝶一样围绕着他飞来飞去。
    　爹爹最后死于心肌劳损，我想当时我的一句话，一定在他一天天衰竭的心脏上，刻下了一道看不见的伤痕，因为没有人抚慰，这样的心伤注定无法愈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