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照的红衣姑娘不得不承认，不管她沿运河一路拍下来走过多少条船，还是没法像看热闹的船民那样，船仿佛长在脚上，他们在不同的船只之间如履平地。她缺少水上围观的基本能力，她必须提心吊胆地盯住脚底下，才能防止哪一脚踩空了掉进水里。等随人流安全地挤到新房门口，新郎新娘已经进屋了。她踮着脚也不能越过别人的头顶。又把相机举起来，还是不行，看不清取景框，机子也拿不稳。她听见坐在太师椅上的秉义说了一声：
“请各位借个过，让那姑娘进来。”
前面的人回头看，见她拿着相机，以为是跟正全程跟拍摄像的人是一伙的，给她让出了一条道。她千恩万谢地进了新房。摄像机的支架放在靠墙的中间位置，这样扎了马尾辫的男摄像师就可以随意转动镜头，把新房里的一举一动悉数纳入镜头。红衣姑娘是个编外的，不敢造次，就躲在靠墙的一角，站定了不再挪动。她决定就在那个位置拍出几张别致的照片来。
仪式即将开始。秉义两口子一身地主和地主婆的装扮，分别坐在左右两张太师椅上，等儿子和儿媳妇磕头端茶。秉义的胡子这回剃干净了，穿一双新上脚的黑皮鞋。多年来隔三岔五接受媒体采访，也算久经沙场，他的表情显然比老婆更从容。星池妈的表情跟她放在并拢的膝盖上骨节粗大的两只手类似，总是控制不住地轻微抽搐。她僵硬地坐在冒牌的红木太师椅上，头发花白，运河上的风吹日晒让她的脸跟丈夫一样黑。她坐在那里，不像个婆婆，倒像个恐惧婆婆刁难的媳妇，还是旧时代的媳妇，新时代的媳妇早就翻身当家做主了。如此说来，她这个婆婆如履薄冰地坐在那里，倒也贴切，儿媳妇可不是好惹的。
请来的司仪，一个光头小伙子，据说是当地电台娱乐节目的主持人。声音不错，像低音炮，就是说话有点油。他说，水陆联姻，祝两位新人早生贵子，娃儿要是飞行员，三军齐了。
船民的婚礼不知道是否有其特殊的程序，但在光头司仪的主持下，跟岸上普通人家的婚礼没任何区别，还是那老三篇：证婚人致辞；新人真情告白，交换结婚戒指；亲朋好友插播祝福；给父母跪拜献茶，父母送礼物和红包；父母或长辈谆谆教诲，祝愿明天会更好。可以严肃，可以活泼，也可以插科打诨无厘头，说多说少，全看现场气氛和当事人心情，丰俭由人。
按照程序走，红衣姑娘没听到多少有价值的信息，拍照的激情和想象力大打折扣。在她的理解里，绘画和摄影并非简单地寻找好看的画面，而是要在画面中有所洞见，发现意味和故事。这就需要被拍摄者情绪、思想、表情和肢体语言的深度介入，但这些程序只是不走心的“摆拍”。到了秉义两口子出场的环节，总算有点意思了。
星池和媳妇跟着司仪的口号，跪在大红蒲团上给秉义和老婆磕过三个头，小两口举起盖碗茶敬献父母，以谢养育之恩。也是个形式主义，要在别家的父母，湿湿嘴给个意思就行了，秉义两口子不，满满一大茶碗，一口气全喝下去了。围观群众可能没见过这么实在的公婆，哗一下爆笑开来。秉义老婆突然眼泪下来了，哆嗦着嘴唇说：
“孩子端的茶，我得喝完。”
秉义开始也是要个意思，喝了两口瞟一眼老婆，她还继续喝，就算茶碗遮住半张脸，他还是看出了她表情里的悲壮。坏了，这婆娘关键时候想起早夭的大儿子臭臭了，她一定是把这茶当双份喝了。她喝完，他必须步调一致。大家都为星池媳妇感到高兴，一碗茶就知道她摊上了个好婆婆。秉义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折叠整齐的小手帕，递给老婆，顺便在她手上按了一下。她明白他的意思，要节制。她点点头，用小手帕擦掉眼泪。这手帕本来是个摆设，放在新衣服里做样子的。
门外冒出一句：“这眼泪要新媳妇亲自擦。”
大家就跟着起哄。星池媳妇闻声真就站起来了，走上前两步给婆婆重擦了一遍。众人鼓掌叫好。红衣姑娘咔嚓咔嚓一串拍。秉义老婆倒不自在了，一手握着儿媳妇的手直感谢，一手往兜里找红包，提前就给塞儿媳妇手里了。
“嗨嗨嗨，我说阿姨，”司仪说，“您再好的婆婆也不能抢戏啊。离下个程序还有两公里，我这发令枪还没响呢。”
众人又大笑。
秉义老婆说：“一样一样，早晚都要给。孩子，拿着。”
儿媳妇大方地接住，谢过婆婆，退回到蒲团后又跪下来。
“这事弄得，”司仪做出无辜的表情，“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接下来我都不知道怎么主持了！”他走到秉义跟前，说，“只能委屈大叔唱独角戏了。您怀里有什么宝贝，能不能给咱们亲朋好友开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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