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邵公常来始,济宁邵家的船民生涯开篇了。
敬完鸡鱼肉蛋、点心和酒,烧过纸钱,放了报喜的鞭炮,父子俩给祖先们磕头。夹克姑娘在路边调整焦距和取景框,她要把这一组船民上坟图拍好,突然听见跪下来的老船民号啕大哭。她放下相机。星池也没料到父亲跪下来后会如此悲痛,他在他身后抬起头,看见父亲撅着屁股,脑门捣蒜一样磕在石头、泥土和野草上。他能理解一个老同志面对祖宗的悲伤。他站起来,拍打膝盖上的尘土,点上一根中南海烟,等着父亲的哭声结束。一根烟抽完了,父亲还跪在祖父的坟前不起来,屁股撅得更高了。父亲哭得如此悲伤和敬业,似乎耗费了半个身体的精力;他的左胳膊放在地上,脑袋支在胳膊上,整个人歪倒在那里。
“爸,差不多就行了。起来吧。”
秉义还在哭。
“爸,你怎么了?”
秉义还是哭。
星池走过去抓住父亲右胳膊,要把他扶起来。秉义甩脱他的手,“让我再哭一会儿。”
第二根烟抽完了,秉义还在哭。星池烦了,说:“爸,还有完没完?”
秉义直起腰,哭声停止,泪在脸上。“邵家祖传的事业到我手里断了香火,你还不让我多哭一会儿?”
“作为邵家跑船的终结者,那我的罪岂不更大了?”
“你爸还没那么不通情理。”秉义用衣袖擦了把脸,“就是想起来锥心,舍不下。咱们家跑了一百多年船,运河上生,运河上死,活下来的,一个个熬成了把老骨头。”秉义绕着两座矮一点没立碑的小坟转了一圈,决定给平辈的兄弟和晚辈的孩子也磕一个头。对不起祖宗,又何尝对得起死去的兄弟和儿子。“你知道这河上,百年里有多少邵家的冤魂。”
那两座无碑坟,一座是秉义的哥哥思贤;一个是星池的哥哥臭臭,溺亡的时候五岁,还没来得及取大名。那会儿还没有星池。
邵思贤死于血吸虫病,又叫大肚子病,享年二十二岁。那时候一切公有,他们家的船被编入县水上运输队,挂23号牌。他们去南方,来回差不多三个月。那段时间邵思贤感冒,没好利索又在卸货时淋了一场雨,咳嗽和肺炎跟着起来了。船上医药简单,久治不愈,正好赶上行经的河段生长茂盛的水葫芦,运河水质极差,而他们饮用的只能是运河水,就感染了血吸虫病。回程紧赶慢赶,刚过徐州邵思贤就不行了,死在微山湖上。秉义一直觉得哥哥的死跟那些水葫芦有关,他掌舵的这些年,为了少看一眼水葫芦,南方能不去他就不去。星池到网上百度过这种父亲讨厌的水生植物。为了给猪提供青饲料, 1950年代中国特地从巴西引进水葫芦。比它好养活的东西真不多,往水里一扔,它就能像革命一样蓬勃发展,一天一个样,所以当时还有个中式俗名叫“革命草”。
臭臭五岁三个月零七天,他们的船装了半船玉米、半船小麦,穿行在骆马湖里。当时秉义已经把西樟木头船换成铁船,改用大功率的柴油机做牵引。岸上有人搬家,远道的亲友来贺乔迁之喜,一挂鞭接着一挂鞭放。臭臭从厨房里出来看热闹,秉义在开船,老婆在厨房做饭。说好了看两眼就回去吃西瓜,一个菜炒好了也没回去,喊也不应,秉义老婆就慌了,拎着锅铲出来找,整条船上哪还有臭臭的影子。秉义赶紧停船,附近的陌生船也都停下,能下水的都跳进骆马湖里找。从中午一直打捞到半夜,一无所获。两口子后半夜一直抱头痛哭,船停在原地没动,怕走远了不知道孩子在哪儿丢的。次日清早,旁边船上的人喊,浮上来了。臭臭肚皮朝下漂在远处水汽氤氲的湖面上。
因为赶时间交货,秉义把臭臭就近埋在骆马湖边。下一趟专程过来,空船上备一口小棺材,装足冰块,把臭臭带回到济宁,重新葬在邵家的墓地里。
船上的孩子小时候都穿一种“龙头带子”,像马甲穿在身上,没衣袖,后头拖根绳子,拴在某个铁环上,以防小孩掉进水里。臭臭答应妈妈看两眼就回来,还要吃瓜呢,哪用龙头带子。就疏忽那一下,臭臭没了。臭臭之后是星池姐姐和星池,他们俩龙头带子一直拴到十岁。上船了必须拴,尿尿都得在腰上系根绳子。
秉义磕完头,让星池也磕一个。星池说:“臭臭也磕?”
“多大他都是你哥。”秉义摸出一根八喜点上,“跟他们都说一声,邵家的船不跑了。”
“爸,是跑不动了。”
“你爷爷临死前,非要我去把船检修一遍。我说头年刚检过,绕太平洋跑两圈都没问题。你爷爷不点头,非让检。你不能跟要死的人较劲儿,我就把船厂的大师傅请来。师傅跟我说,你爹哪是让你检船,是怕你半道上把船扔了。跟老人家保个证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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