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锭桥三题·市井
在北京人嘴里,“门”、“桥”这些字眼是否儿化很有讲究,说东直门儿西直门儿的,绝非老北京。北京土话里,银锭桥的“桥”必得儿化,且银锭桥一带的土著很少用全称,而是简称“桥儿”。这座普通的石桥在他们心目中不过是个通道和地标,没有神秘和神圣,常能听见“过桥往北”、“桥儿下头”、“下了桥儿奔(四声)西去”一类的话。
我的记忆里总有着一幅难以磨灭的画面,那不是循焦点透视而成的油画,而是按散点透视绘制的水墨长卷,它以银锭桥为起点慢慢展开,用一个个真实的人物和场景,描述着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平民的北京风情,热闹而不喧嚣,匆忙却不慌张,平淡无奇中充满了高末般的味道——不高贵,却实实在在,浓,酽,喝一口,多少天忘不了。
银锭桥上不时有装着货的三轮板儿车经过,小孩们见了,不管菜车煤车便蜂拥而上帮着推,弄两手煤末子还挺高兴。桥上很少过汽车,那年月整个北京也没多少机动车。八十年代,银锭桥的栏板两次被汽车撞坏,附近居民提起来就不免叹息或咒骂,银锭桥在他们的心里,像是胡同里有些年纪的老者,多少都有着点怜惜和敬畏。记忆中,银锭桥上的人总是行色匆匆,没人停留,更没人驻足桥头远眺西山。稍微留点心,没准能碰上个大人物:学识了得的单士元,娶了位洋太太的杨宪益,海北楼上的萧军,或者心里还念叨着旧主的前清遗老北洋高官,以及最后一位太监孙耀庭,这些人,和走卒贩夫们一块混在大杂院里,各过各的日子,谁也不比谁尊贵。就像谁家那个喂猫的康熙朝瓷碗,谁也不拿着当宝贝。不过,知道底细的,还是难免有几分尊重——虽然那年月有文化的主儿不那么值钱。
银锭桥北有三条路。正北,对着烟袋斜街西口,往西是后海北河沿,往东到后门桥,就是张中行笔下住着奇人的一溜河沿。桥北东西两侧原有数家店铺,公私合营后只剩了桥东的粮店和烤肉季。北京人吃烤肉讲究南宛北季,烤肉季开头只是一溜河沿诸多烤肉摊子中的一个,因为善于经营、用料讲究脱颖而出,常被叫到附近的王府和宅门伺候,买卖和名声都越来越大。老季发家后盖了二层小楼,有潞泉居的字号,但人们仍叫它烤肉季,季掌柜也仍被谑称为季傻子。烤肉的吃法带粗犷的蒙古遗风,被金受申称做武吃。武吃开始在河边空地上,喝酒吃肉赏荷花,醉眼看河边的大姑娘小媳妇,很有野趣。有了门面后,武吃改成了坐着文吃。再后来,自己动手改成后厨代劳,在不大注重品质的年月,常有嚼牛皮筋儿的感觉。七几年,烤肉季着了场大火,那以后几经改建,至今已成华丽的小楼。公私合营前,烤肉季旁边还有茶酒馆和“爆肚张”的铺面,后来都改成民居。爆肚张起初是烟袋斜街的摊贩,后来置办了铺面,这几年在恢复旧俗的大潮下轰轰烈烈,可老吃主儿都知道,早年间北京叫得响的爆肚,有冯白满杨王石这些冠以姓氏的,爆肚张并不出名,足见张家人脑瓜子灵活,更占了得天独厚的地利。张家男人是本分的手艺人,内掌柜则神似阿庆嫂,爆肚张今天的局面,很有些她的劳苦。季家和张家,演绎了银锭桥头两个年月的发家故事。
银锭桥东北有块空地,是附近居民买储存菜和白薯的地方,每年秋天要热闹两回,平时难得看见的人,都给白薯白菜召唤了出来,任你是张伯驹还是潘洁兹,也得在北风中瑟瑟地随着长队一步步往前挪动。刘新武在《钟鼓楼》里说,空地北边有家豆汁店,店东老夫妻只有个如花似玉的闺女。二八美人被附近的一个贝子或贝勒霸占,老夫妻活活气死。恶人则因暴病昏迷数日,死前口中大声喊“烫”,据说是老夫妇在阎王那告了状,这位爷下了油锅或豆汁锅。这传说我从没听说过,问过积古的土著,也没人知道,而且说桥头根本没卖过豆汁,刘先生说的那豆汁店的位置,是我一柳姓同学家住的房子。我与刘先生算是师生,必须尊重刘先生,更佩服他的想象力,但对这个故事存疑。这些年,满嘴跑火车攒出来的民俗传说越来越邪乎,可要论敢给银锭桥编故事,刘先生还真得算头一号。好在刘先生后来研究他的“秦学”去了,没再跟着一帮子专家瞎裹乱!刘先生在银锭桥附近住了些年,对这一带颇有感情,不少作品直接间接地涉及到了附近的风味人情,但却总带着些川普的味儿。
银锭桥西侧是后海,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养鱼,为防止居民偷钓,什刹海管理处设专人骑车沿湖巡视——俗称查河的,据说很凶,没人敢惹。附近居民偶有偷钩的,也是做贼一般偷偷摸摸,那年头,人大多本分,胆也小,不愿意惹事。几乎同时,后海的一段南岸被封闭起来,开头谁也不知道要干什么,后来才渐渐明白。走在北岸,偶尔能看到对面岸上有军人保护的皓首老者,坐在小凳上垂钓。夏天,游泳的人一旦靠近封闭的河岸,便有马弁呵斥。秋汛时,早晨路过后海,能看见穿胶皮防水服的人下网,下午放学时,网差不多就收到了银锭桥附近。工人收网,鱼装车拉走。也见过军人从工人手里接过活蹦乱跳的鲜鱼装在摩托车的边斗儿里。据土著们解读,这是“当官的”要吃活鱼。那年月,老百姓没有特权的概念,就是有,也没辙。
上世纪四十年代末,三海荒于疏浚,淤泥阻塞、臭气冲天、杂草污泥、蚊蝇孳生,为改善环境,政府组织了治理,在改造水系的同时,清淤泥、砌石岸、铺马路、植杨柳、安护栏、装路椅,通电灯,使什刹海换了模样。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开春仍有人来义务劳动,届时,桥下用装满泥土的草包堵死,河底彩旗飘舞,号子震天。挖出的河泥就堆在岸上,等着拉走积肥。清淤结束打开闸门,水从桥下轰鸣着冲向前海,称得上是奇观。七十年代后,什刹海严重污染,桥下浑浊的水泛着黑色的油渍,反复治理并不见效,有段时间据说政府连打水草的钱也拿不出来了。再往后什刹海改造,水质改善了,银锭桥翻修改建,虽面貌一新,可瞧着总不舒服。
几十年的情结虽割舍不去,但我与成了旅游点的银锭桥却越来越隔膜。听着酒吧高分贝的噪音,听着车夫和小贩带着剪径腔调与各地游客讨价还价,还有信口开河的导游解说,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到了晚上,呱噪和喧闹使人象扣在大锅里,烦,却无处逃遁。对利益和政绩的追求,粉碎了古朴和宁静,曝露在喧嚣中的银锭桥,只能任凭物欲肆意地肢解和榨取。于是,再路过这里,便只是匆匆而过,甚至不愿再低头看看脚下的桥面,也不再去关心前几年银锭桥的又一次重建——反正就是座二三十年的“古桥”,乐意折腾就折腾呗。
银锭桥畔,依然有当年的老街坊忍着混乱和躁动,住在这块他们熟悉又陌生的地方。只有到了春节,整个北京都静下来、慢下来,他们才能找回些旧时的感觉。而早被清出了城的,那几天也能多少琢磨过点梦来:外地人回老家过年了,我的老家呢?!
这,是老北京的悲哀,也是老北京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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